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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涉案之嫌，就可進行偵查。還是那句話，一定要拿出真實可信的證據來，光憑推理猜測，絕對不行。”

我說：“其實在案發當初，我在調閱呂忠謙的固定電話和手機通話記錄時，就已經發現了疑點。在他的未接電話中，那幾天一直沒發現他妻子的，而當時他妻子尚未得知呂忠謙已遭襲受傷。這說明人家可能早已知曉呂忠謙的遭遇和處境。”

高局長說：“這隻能是懷疑，不足為證。”

我說：“因為受懷疑物件與受害人的特殊關係，我認為有必要採取一些非常的偵查手段。”

高局長說：“只要不違背法律，你去辦就是。切記一點，絕對保密，比呂忠謙受襲的事還要嚴格。”

“明白。”我重重地點頭。

高局長原來是省內另一座城市的公安局長，素以善抓治安管理和刑事偵破著稱，因多次破獲大案、積案還榮立過一等功，省廳在各市公安局長大換防時將他調來大案頻發的北口，可見期望深切。在局裡研究案件的會議上，他多次申明這樣的觀點，“破案如打仗，委人以責，就要授人以權。你們儘管開動腦筋放開手腳，我絕不橫加干涉。心急了技癢了，那我自己出徵，但同志們還不至於希望我老高學李逵，裸衣上陣身先士卒吧？”說得同志們都笑。笑歸笑，但大家都知道高局長的這番話重如千斤，馬虎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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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口如瓶6

我在刑偵大隊選出一位有些文字功底的女偵查員，又暗中徵得省城教委領導的支援，讓女偵查員以市教委宣傳科聘請的記者名義，去省城二十六中採訪優秀教師，對外宣稱是擬出一本報告文學專輯，用意則在迂迴盤繞，努力向佟慧霞的世界靠近。

女偵查員立即出征，工作順利，當把採訪重點鎖定佟慧霞時，獲得了全校師生的一致贊同。她和教師們座談，和佟老師出任班主任的班級同學座談，還面對面和佟慧霞進行了談話，師生們的反映和她個人獲得的印象基本一致，佟慧霞確實是位盡職盡責兢兢業業的好老師，作風嚴謹，無可挑剔。除了書教得好，她還不聲不響暗中資助過好幾位家庭生活有困難的學生。前幾個月，班上有一個女學生父母打架，母親離家而去，父親又因公出差，偏那女生又生性膽小，夜裡不敢獨自在家睡覺，佟老師乾脆將那女生接到自己家裡，早晨同上學，晚上同回家，那女生說：“佟老師比我媽對我還親呢。”

但女偵查員也帶回兩條讓我大感意外的調查結果。一是佟慧霞從沒穿過藏青色風衣，也沒戴過花紗巾。女偵查員以要準確描寫佟老師為由，對此問題想方設法反覆詢問，師生們眾口一詞地肯定，說佟老師衣著典雅而不事張揚，春秋時節戴的圍巾是白色的，數九隆冬時換上了毛絨圍巾，也是白色的，好像刻意地想保持一以貫之的風格。至於衣著，佟老師一直是短上衣，雖說樣式和色彩有些變化，但這個大格局沒變，冬天時的棉衣要長些，也只是半大的，從沒看過她穿風衣。

第二點是10月23日，也就是呂忠謙遭襲受傷那天，佟老師一直在校，白天上課，晚上陪同學們上自習，直到晚九點半才離校回家。這有學校的考勤表為證，二十六中的管理很嚴，老師因事請假必須經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同意，班上的學生也都證明當日佟老師一直在學校，而且是帶病工作，那幾天她在患感冒，所以同學們的印象格外深刻。

第一條，似可忽略不計。一個人想秘密做什麼事，換了裝束，這很正常，也很容易。但第二條呢，被懷疑人有案發當時不在現場的充足證明，這對偵破意味著什麼？

但我不死心，決定繼續對佟慧霞實施偵查。我不懷疑女偵查員的調查，但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確認錄影中出現的青衣女士與我在療養院見到的佟慧霞是同一個人。加上參加救治的護士的回憶，那位青衣女士肯定與呂忠謙是認識的，而且對呂忠謙的傷勢相當關切，那她為什麼不肯同齊師傅一起送呂忠謙到醫院，卻又暗中跟蹤一直追到急救室門外，還要親自詢問受傷者的情況呢？不至於真像齊師傅說的那樣，是怕粘包抖落不開被人賴上醫療費吧。這種解釋似乎太世俗太庸常了。

女偵查員建議是否可將錄影裡的青衣女士的影象翻印成照片，讓她帶去請師生們確認是不是佟老師，被我否決了。如果是常規辦案，這當然不失為一種最便捷的途徑，但那樣一來，訊息將難以遏止地很快反饋進佟慧霞耳朵裡，那人若確是佟女士，則促其警覺，立即銷燬相關證據甚至脫身逃離都未可知；若根本不是佟女士，人家憤惱逼問，又怎樣回答是好？高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