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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劈成了兩半，一陣劇痛……

“姑姑，真實不真實？”

“……”我無語。一是無話可說，二是說不出話來。

“當時是這個樣子嗎？這就是什麼‘文化’的‘大革命’？這就是‘浩劫’？”

“小姝！你是什麼意思呀？啊？你是笨蛋，混蛋，還是壞蛋？”我轉身離開了母親房間。

我仰臥在自己的床上，望著天花板默默流淚。是。真實。那年月確有這樣的情形，而且還不少見。那些瘋狂的紅衛兵應該受到鞭笞，讓他們記住歷史的教訓。但是，人們可曾想過：如今一些不瞭解那段歷史的人，如小姝之流，已經把“浩劫”和紅衛兵劃上了等號，這對“浩劫”的認識絕對是個誤區，為什麼會這樣？還有，人們可曾想過：那些紅衛兵看到這一幕時心中是什麼感受？僅僅是痛悔嗎？不，一定不。他們在痛悔的同時還有痛恨。痛恨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給他們的身心烙上永遠的恥辱、永久的傷痛，讓他們一輩子不得安生。還有，他們也會感到委屈。不是嗎？誰讓他們變成那個樣子的？又誰對他們負責？老鼠，人人痛恨、個個喊打。作為老鼠個體，它有什麼辦法？先祖遺傳給它“咬”的天性，願不願意由它嗎？至於糟蹋糧食，那種動物不需要食物？人類嗎？豬、牛、羊作為祭祀的犧牲品，可有人想過它們也是生命？可有人問過它們願不願意犧牲？我本人屬於自覺自願地為“信仰”、“主義”獻身、犧牲之人，但那必須是我崇尚的、名副其實的信仰和主義，絕非其他任何東西！我又不自覺地去翻那頁陳舊的學生時代的破爛歷史……

那段畸形的經歷就像長在我身上的大毒瘤子，不定什麼時候不定被什麼東西觸了一下子、碰了一點兒，什麼時候就發作，就流膿，就淌水，就滋生，就擴散。我久受其害，也曾多次痛下決心，多次動大手術，可就是切不淨、割不盡。也許是柳葉刀質量低劣不夠銳利，也許是操刀人的技術不夠高明，抑或是手術方案不盡合理，從而影響了預後。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現代科學還不夠發達，尚無根治的辦法。

夜深人靜，那可惡的毒素又漫延，氾濫。於是，我的腦神經被毒素感染異化，與我本人分庭抗禮，幾個回合，幾次搏鬥，我竟然做了俘虜，被其擄入時間隧道，被其帶回逝去的歲月中……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我貼出了我的《一問校黨委》。這是我的真正的第一張大字報，也是醫大校園第一張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學校最高司令部的大字報，也是“文化”的“大革命”發起人想要的那種大字報。區區兩千字，整個醫大校園就炸了營了。當晚整個校園一直燈火通明，無論對其持何種態度的人，差不多都徹夜無眠。那情景大約不比昔日美國的原子彈在廣島、長崎爆炸差多少。首先校黨委慌了手腳，他們如臨大敵，緊急召開黨委會，研究對策。然後再召集學校各級領導，直至學生輔導、學生幹部開會。要求他們相信組織，相信黨；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要穩定群眾的思想，尤其是學生的思想。因為這些年輕人思想活躍，腦子裡沒框框，頭上沒辨子，屁股上沒尾巴，他們可以說毫無顧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對於那些反革命的思想、言論，先不急於反擊，讓它們放一放，“毒草”出籠才好剷除。

年級輔導員和學生幹部領回黨委的旨意，不敢怠慢，連夜召集“積極分子”開會。首先傳達黨委會精神，接著啟發他們彙報各自周圍的階級鬥爭動向。揭發可疑的人和事。最後像“一幫一，一對紅”那樣，把“積極分子”和“可疑分子”、“危險分子”、“反動分子”結成對子，做重點“監護”，並要及時報告。“積極分子”們立刻分散開來，用警惕的目光捕捉可疑的目標。

至於群眾，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人都把心繫在學校的運動上。大而化之，也可以說是把心繫在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大革命”上，系在了黨和國家的興亡上。那天吃晚飯的時候，學生大飯堂裡的人明顯地稀薄，就餐的人也都悶頭不說話，空氣中彷彿有一種什麼東西在凝結，在膨脹，誰一不小心摩擦出一星火花，就會引起全球性的大爆炸。晚上，學生宿舍裡只剩下一個看門的老頭，坐在門口遙望著朦朧的天宇。很多教師、員工下班沒回家，有些是回家後又重返學校的。校園裡燈火通明，馬路上、花壇邊、樓道里、教室中，到處是人，就像過節、趕集、逛廟會一樣人流湧動。當然，氣氛卻是毫無相似之處。他們有的一堆一夥爭論學校“運動”的大方向究竟是對還是錯；有的則在發表激昂的演說，當然也是兩種觀點，各人都引經據典（“運動”以來的檔案、報紙），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在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