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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綱上線。“保皇派”死保“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本已罪該萬死，還膽敢攻擊毛主席，更是罪上加罪，死有餘辜！毛主席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保皇派”不投降，我們就叫他滅亡！於是“造反派”強迫“保皇派”解散，要把他們趕出學校。“保皇派”當然不肯束手待斃，雙方鬥爭不可避免。當舌槍唇劍顯得蒼白無力時，雙方發生了肢體接觸，拳頭、腿腳，棍棒、皮帶也跟著飛舞起來，不過物件不是昔日的“牛鬼蛇神”，而是紅衛兵。武鬥的種子就此播下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等造反派的支援下，以上海國營十七棉紡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召開大會宣告成立，宣言中稱“我們要奪權”。會後*示威，到市委，要求承認其為“革命組織”。因遭市委拒絕，便欲赴北京上告，強行登上火車北上。當他們被阻在上海郊區的安亭火車站時，王洪文指揮臥軌攔車，阻斷滬寧鐵路交通三十多小時，即是轟動一時的“安亭事件”。從此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續之，上海出現了紅衛兵以外的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大搞揪鬥、抄家、刑訊逼供、**和派性鬥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黨中央發出《*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規定中說：“中央認為，對於*中各學校、各單位編寫的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應該宣佈無效，全部清出，一律當眾焚燬”。於是，各學校、各單位“造反派”群眾紛紛向所在單位黨委、黨支部索要“黑材料”。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還乘機索要在“運動”前受處分、批判的材料，並焚燒或揣入個人口袋。一些地方黨委或“秋後算賬”的居心未死、或出於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將“運動”中整群眾的材料轉移到軍事機關。個別人將此情況轉告給“造反派”。這樣，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群眾把鬥爭鋒芒轉向軍事機關，很多軍事機關屢遭衝擊。其中較為嚴重的恐怕當數浙江。浙江“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所屬群眾先後連續進駐軍區大院、禮堂。要求黨政軍當局執行軍委三點指示，將“黑材料”交付革命群眾，將陳偉達和某些高幹子女交出歸案，發生了群眾鬥群眾的惡例。以至黨中央決定改組了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和浙江省軍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赤衛隊”調集萬餘人包圍上海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找曹獲秋宣佈其為“保皇組織”的帳。王洪文怕“桃子”被赤衛隊摘去，遵照張春橋的指示，立即成立“前線指揮部”，並迅速調人包圍赤衛隊。至二十九日晚，調集到康平路的工總司成員已達十萬，被包圍的赤衛隊員不足三萬。三十日凌晨二時，工總司以赤衛隊抄張春橋的家，“反對中央*”的罪名，向赤衛隊發起進攻，打傷九十多人。七時，赤衛隊全部投降。工總司乘勝在全市搗毀了赤衛隊組織，徹底打垮了對立面，在全國開創了大規模武鬥的先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對立派之間又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五十多人死亡，兩派被對方抓去者達六萬之多。此事件已被收入《二十世紀世界大事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看了南京軍區黨委一月二十一日轉報的關於安徽軍區的報告後，當即指示：“應派軍隊支援左派廣大群眾”。一月二十三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領導小組聯合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援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從此，人民解放軍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解放軍的介入是帶著“派性”的，很多直接捲入了地方的派性鬥爭，加劇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惡性發展。

十二　腥風血雨　手足相殘仇快極（二）

毛主席要軍隊支援的“左派”，應該是執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路線最積極、最堅決的那部分人，即“造反派”。但是，很多部隊支援的是“保皇派”。“造反派”當然對軍隊有意見了，於是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造反派”群眾與軍隊發生衝突的惡性事件。其中較嚴重的影響甚大的當屬青海二月二十三日發生的流血事件：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派軍隊對西寧“八。一八”等群眾組織進行武裝*，死傷人員三百餘名，逮捕群眾近萬人。此外，安徽、福州、內蒙等地區軍隊都有將“造反派”群眾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其成員進行*、抓捕等情況。一時間，全國各地“造反派”大多數受壓制，一些組織被強行解散，很多“造反派”頭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群眾則被強迫寫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