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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醜陋,看慣了,都一樣!”尚金堂這麼咕噥著,勸司馬紅革不要太嫌棄人家孤兒寡母的。
“說什麼呢?再說一遍!”司馬紅革怒目圓睜,“你就敢在我跟前口無遮攔!”
“好好好,算我沒說,算我沒說。”尚金堂一副討好賠罪的模樣,生怕她再把自己跟錢焱淼當做一個話題來說,他實在承受不了她那般無中生有的、充滿猜忌的、曠日持久的絮絮叨叨。
尚金堂在家裡是這番的弱勢,在系裡的公開場合也並不強勢。中文系裡,各樣的老師都有,油頭粉面的有,邋里邋遢的有;木訥寡言的有,婆婆媽媽的有;落落寡合的有,結黨營私的有;懦弱無能的有,欺行霸市的有;自恃清高的有,排擠傾軋的有;埋頭研究的有,爭權奪利的有;造謠中傷的有,與人為善的有。在這樣的環境裡面,要想一路攀升,可不是一件比攀登珠穆朗瑪峰更容易的事情,鬥智,鬥力,鬥勇,鬥命,一樣也不能少!
尚金堂堅持一個信條:勤奮讀書,敏銳讀人。他堅持自己的一個特點:低姿態。他不怕說出自己是安徽鄉下來的,不怕說出自己是有農民陋習的,不怕說出自己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尤其是當他跟一位老師單獨在一起交談的時候,他可以陪著這位老師一路走回家,到了人家的門口,卻說什麼也不肯進去,堅持改日拜訪。時隔半月十天的,他一準帶著些安徽土特產去拜訪,而且,說了不到三句話便會真誠地表達:
“我是安徽鄉下的,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好多城裡的事情我也搞不太清楚,要請您以後多多指教,您就是我的老大哥,以後我就靠著您了,有什麼需要我做的,您儘管吩咐,別看我瘦,還是有把子力氣的……”
每次系裡召開大會,他都會提前半個小時到,總能遇見一、兩位早到的老師,他便跟他們推心置腹地聊上一陣兒,表示對他們研究進展的關心,也談談自己在研究和教學上的困惑,不多會兒,便會說:
“我是安徽鄉下的,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好多城裡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要請您二位以後多多指教,以後我就靠著您二位了,做您二位的好朋友,有什麼需要我做的,您二位儘管吩咐,別看我瘦,跑跑腿,沒問題的……”他斷斷不捨得以“你們”來取代“您二位”。
聽他這麼一說,別人自然含笑謙謝:
“哪裡,哪裡!相互幫助。”
其實,即使他不說自己是農村人,別人也不是不知道。同一屆學生中,城裡的學生都還穿著布鞋、球鞋或者解放鞋,農村來的學生便早早地穿上了皮鞋。城裡的學生還都剃著板刷頭的時候,農村來的學生便已經留著小分頭了,往頭髮上抹水或者抹頭油,早早晚晚的,都把頭髮梳理得又亮又服帖。尚金堂就是這般的樣子,腳上登著鋥亮的皮鞋,走起路來後腳跟嗒嗒地響,精神而有力量;頭髮上抹足了頭油,再大的風都吹不亂他的頭髮,威嚴而有自信。而他這般毫無掩飾地說出自己是鄉下人,卻沒有一位同事不覺得他坦率得足夠可愛,他真誠得足夠可靠,他卑微得足夠可憐,也便對他失去了戒備,失去了抱怨,失去了敵意。知識分子一向好個面子,好個自尊,別人在自己的面前低眉垂眼的,倒是平添了幾分慈悲、同情與不安,只要有機會,都願意向他表示一下自己崇高的樂善好施和隨和的善解人意。他呢,平日裡則做足了功課,花上不少的時間和精力,瞭解系裡每一位教授和副教授的專業方向和研究進展,在與他們個別交流的時候,他所表現出對他人研究成果的熟悉程度足以讓他們個個詫異無比,繼而滿足無比。而對系裡同樣來自農村的三位老師,他則跟他們套老鄉關係。
有江西農村來的,他便說:
“我跟你是半個老鄉,我母親祖籍是江西的。”
有山東農村來的,他也跟他套老鄉:
“我跟你是老鄉,我父親祖籍是山東的。”
有湖南農村來的,他照樣跟他套老鄉:
“我跟你是老鄉,我奶奶就是湖南人。咱們至少是半個老鄉。”
他樂意安排跟他們三位小聚,四個人湊趣拉攏,就這麼成了相知相伴的老鄉,不喝個酩酊大醉便不散去。
有同事議論,說他的老鄉是不是太多了點兒。說徽州那地方土地貧瘠,人口眾多,物產稀少,所以,徽州的人早幾代就開始往外跑,做各樣的生意,什麼鹽啦,典當啦,茶葉啦,木材啦,為了做大生意,最喜歡拉幫結派。話語間頗有幾分譏諷之意。他聽了,卻頻頻點頭,不以為忤,反倒平和說笑:
“就是這樣的,沒錯,就是這樣的,徽州人在外地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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