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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庭長郭嵐的責任。對於這樣一段，我們準備好好查一查，一定會依法處理。只是對你要求解決工作的事，可能中院解決不了。”梁主任坦率地說。

“有你們這樣好的辦案態度，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只要能給我一個公道，其他的都無所謂。”我作了表示，並翻出國務院的一個檔案通知，接著說：“說起來國家的法律法規還是比較健全的，本來江拖的這種破產方式是不應該出現的，你看看這個檔案，不知你會怎樣理解。”

《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併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1997年3月）》第九項是：

國家鼓勵優勢企業兼併困難企業，兼併企業要全部承擔被兼併企業的債務並負責安置人員，不能搞“假破產、真逃債”的“整體接收”或“整體收購”的方式。

“正因為江拖是被江鈴集團整體收購，而不是兼併，所以收購企業在法律上沒有延續破產企業作為被告的義務。我覺得江拖的這種破產方式不大符合國務院的這份檔案規定。”我補充說。

“就是呀，但他們這樣做屬於政府行為，我們也沒有辦法。”梁主任感嘆地說。

對原江拖在我的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梁主任十分氣憤，說：“原江拖的那份沒有公章的除名檔案，完全是無效的檔案，我都懷疑那是個假檔案，真檔案怎可能會沒有公章？他們這樣做，我們甚至都可以追究偽造公文的責任，你後來以原江拖的‘反饋’材料作為有效證據來起訴是對的。如果你僅以那份沒有公章的檔案來起訴，叫我也不會受理，他們還有可能會抵賴。”

說到我的信訪材料，經寄給省委孟書記和省委辦公廳批轉後，南昌市機械局到現在還沒有及時幫我解決。梁主任說：“我可以告訴你，這種情況解決的期限一般是三個月，這是有規定的，你可以再向省委孟建柱書記反映，我看那些人的官還想當不想當。”

梁主任又問我：“對於你這樣艱難曲折的維權經歷，完全可以寫出一部很有影響的書，在社會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反響，這樣的情況你為什麼不向媒體披露？”

我心想，要真那麼容易能夠披露，自己當然求之不得，而各新聞單位都強調新聞導向，像我這麼敏感的話題，那個媒體敢涉及？原來想把材料登在《江南都市報》時，該報的夏震記者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未發成稿嗎？

“這些我也想過，但也很猶豫，如果能得到媒體的幫助，當然是好事，那這件事就能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問題就好解決多了；另一方面，也容易讓人覺得我這個人很麻煩，以後我還需要找接收單位參加工作來生存，哪個單位會敢要我一個會告狀的人。”為了穩住梁主任，我既不排斥有藉助媒體的可能，又不想讓他有所提防，還是從側面回答了他。

“你這個人太儒弱了，人家這樣對待你，搞你，你也會受得住。當然，話又說回來，為了以後的工作，這樣做也有道理。”梁主任即十分感嘆又很同情。

透過這次的談話，我對市中院的紀檢監察工作樹立了信心，慶幸碰到了梁洪主任這樣好的一個清官。我回來時，一路十分興奮，以致走過了自己的家門很長一段路都不曉得。

九月十九日，我在市機械局找到張萍書記，她這時還沒有與唐方明取得聯絡。

張萍對我說：“不知老唐現在在上班吧，你再過一兩個星期來。”

我心中不快，她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唐方明通氣，事情的結果令人擔憂。

十月十五日，我找到張萍，事情過了這麼久，滿懷希望會有所答覆，可她並不當一回事，叫我還要過一段時間再來，我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難受，愕愕地望著她。

“好吧，就這樣。”　她見我怔怔地還呆在那裡，又補加了一句。

我很不情願，悶悶不樂地回到了家。

九月十七日，我去了一下市中院紀檢監察室，那位梁洪主任不在，辦公室也沒有其他人辦公。我再問其他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得知梁主任是去東湖區法院搞調查去了。

我心裡一熱，估計是為我提的那件追究瀆職案件的事，當然，對於東湖區法院來說，他們肯定會護到自己的人，這要看梁主任是否能夠真正秉公執法了。

我的傳呼機早已超過了服務期限，由於經濟緊張，停了許多天。看來，不得不又要去交費了，如果不交，雖然可以省一點，但萬一誤事，就不是這一點錢的事了。因此，我又到電信局交納了一年135元的傳呼服務費，不過贈送了一個小茶杯。

對於自己的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