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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也只是說談到，何況這本身就是給局領導的報告，至於講已交給勞資科辦理，是那天張書記對我這樣講的。”

“這個我知道，以前我也看過你寫的一些材料，有些話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意思也不一樣，如我們局駱主任說市政府信訪辦實際上是個收發站，我看他當時的意思是指信訪辦所起的是資訊的作用。”

我想，局裡對這點可能耿耿於懷，便表示說：“對於這些，我在措辭上會盡量斟酌。”

但是心裡又想：這些都是真實的情況，在向上面反映情況時，如果不把這些寫出來，如何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呢？

王科長又安慰我：“你不要著急嘛，現在局裡不是還沒有定下來嗎。”

我仍不放心地說：“情況是這個樣子，我能不著急？一家子的生活全指望我，等張書記回來了，我還要找她好好談談。”

王科長想把報告還給我，我不肯，要他給局領導看看，他也只好收下來了。

十二月六日，我又來到局裡，王科長叫我先看看下張書記和徐主任在不在辦公室。我過去後見兩人都在，回來告訴王科長，王馬上同我一起過去。

王科長邊走邊說：“我們已經到社保局查到了你應補交的準確數字，是一萬五千，還不包括滯納金等。現在這個情況，我們還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到了局辦公室，王科長又叫了徐主任一起去見張書記，讓我先回避一下。

我只有在局辦公室等著，也有心注意隔壁辦公室的動靜。

過了不久，我隱約聽到張書記在放聲發話說：“…不能說他們就一點錯誤也沒有，他們也有錯，…”

許久，王科長出來對我說：“你的這件事還要等一等，不是說就一定有望頭，畢竟是豐收集團（原江拖曾為豐收集團公司的龍頭企業）的事，豐收集團也總要過問一下，我和徐主任會再去一趟新豐管理處，現在下面正在搞改制，工作都很忙，我在十幾號又要到外地去開會，要麼你到月底再來一趟。”

我聽後，心情有些沉重。

檢察官訴案難審 澄清事實斥偽證

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市人民檢察院萬檢察官打來電話，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在控申處辦公室裡，萬檢察官仔細詢問了有關情況，特別關於西湖區法院立案後約四個月未予審理、又轉到東湖法院的原因。瞭解了原江拖組織部長劉煥宇在訴訟前後的表現，市中院在清算組的法官，對是否應該開庭所持的態度；核實了本人對魏群所負責的《東民初字（2000）1198號裁定書》認為是枉法裁定的依據；徵求了本人對魏群、郭嵐、吳衛兵延誤辦案應承擔什麼責任的意見。萬檢察官一一作了詳細的筆錄，並讓我簽了字，按了指印。。

萬檢察官告訴我說：“這些天我與李檢察官進行了艱苦的調查取證工作，院裡有車就開車，沒有車就乘公共汽車，確實查到了很多問題，對有關涉案法官也進行了批評，我對他們說：‘你們的做法也太不應該了，這是飽漢不知餓漢飢，你們倒是每個月國家有工資發給你們，人家因勞動爭議的糾紛失業在家，沒有了生活來源，國家有法律規定應該開庭，你們不去跟人家開庭主持公道，現在倒好，延誤了辦案，這對人家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你們也應該想一想。’這幾個人被我講的無話可說。”

我深為感動，對市檢察院的檢察官不辭辛苦、秉公執法、認真辦案的態度，由衷地表示了感謝。

萬檢察官又給我看了市中院兩次發文的影印件，前一份是二○○○年九月十七日發給各基層法院的通知，檔案為《洪經初字（2000）114一4號》，所依據的是最高法院《企業破產法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二條第二、三項，說是因江拖於九月十五日被宣告破產清算，終結江拖債權債務方面與經濟有關的民事活動；後一份是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的，是為我提出再審申請後，發給東湖區人民法院，要求加緊複查再審並將結果上報中院的指示。

對於前一份檔案，我是第一次見到，就其內容來看，並不能說明其終結範圍也包括我起訴的勞動爭議案，如果說是包括了的話，參照《企業破產法》、《民事訴訟法》和勞動部與最高法院一九九六年八月協商一致的檔案規定，無疑是個失誤。

談到二○○○年十月十八日中院駐清算組法官的表示，萬檢察官說：“我們已找到了當時在場的焦宜松，另一個姓鄒的法官已經調到上海工作去了。焦宜松現在說的請況，跟你講的不一樣，講是他們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