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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作了表示，現在應該是她履行諾言的時候。

我把需要鄧順茹證明的內容，經過仔細考慮，這樣寫道：

本人起訴的江拖勞動爭議案，現正在東湖區人民法院審理，有關在一九九五年元月，經過我在廠組織部的一再要求，劉煥宇部長同意了我回校上班，我立即到校報到，經過多天的接洽，校長夏振川說無法安排，並請鄧書記作證，他負責到廠組織部交涉，讓我把編制掛出到人才中心，當時鄧書記也在場答應作證。我隔天到校沒有找到夏，但留下了電話號碼給鄧書記。

這一情況法院要求予以證實，希望鄧書記能履行當時的諾言，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把這一情況予以證實。

我帶好材料，來到已經劃歸市教委管轄、改名為南昌市育英學校的原江拖子弟學校。

學校的舊教學大樓已經拆除，建了一棟新的教學大樓。書記仍然由鄧順茹擔任，夏振川退休時學校還沒有劃出，人事關係仍然在江拖，他的校長職務，憑著其能耐早早安給了其小舅子擔任。

鄧書記看了我寫的內容，進退兩難，吱吱唔唔，在口頭上一會兒答應作證，說是有這個印象，不要說是一個領導，就是一般的公民也有這個義務；一會兒又想推脫，說當時好像已經開了學，安排不了，現在要作這個證，她還要去找夏振川商量一下，夏退休後，到外面搞投資辦學去了。

最後，鄧答應會在幾天內回我的話。

我心想，當時是一月份，開什麼學？現在要她作證，她還要去找夏振川商量，夏振川怎麼可能會讓她作這個證？她無非還是不大願意作證。

這時我也不願跟她多說，只要她能夠到庭，到那時也不怕她不說真話，在事實面前總沒有那麼容易矇混得過去。

我在其辦公桌的檯曆上，留下了我的傳呼機號碼，說這兩天等她的訊息。

二月十六日，齊法官說法院已經確認開庭，要我再交2040元錢的訴訟費。

我的心很沉重，記得國家法律有規定，這種由於法院在適用法律上造成的錯誤，按審判監督程式再審時不需要再交費。可是，齊法官硬說凡是個人要求再審的案件都要再交費。並且讓我留下了筆錄，著重註明如果七天之內不把錢交來，將被視為放棄再審，我不得不答應，但在筆錄上表示要把情況瞭解和落實一下再來。

我感覺到經濟壓力非常之大，弄得不好，很有可能會白白地又要送掉這兩千多元錢，那加起來就是四千多，何況我的經濟現狀已經是相當緊張，有什麼辦法呢？但如果真能夠開庭的話，我也認了。

雖然如此，仍有不寒而慄之感。

壓力歸壓力。晚上我在翻閱材料時，漸漸恢復了平靜，信心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沒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戰，人生能有幾回博？艱難的生命旅途只有靠自己去拼命克服，何況該官司不一定就是我輸。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盡百分之百的努力，就算自己拿雞蛋往石頭上去砸吧，至少也表示了自己沒有屈服。

一遍又一遍地通讀著自己的訴訟材料，事實勝於雄辯。上面字字有力，句句有理，雖沒有掌握多少書面的證據，但鐵的事實存在，足夠其心驚，除非對方在法庭上沒有一點理性。

若真能夠開庭，說實在的也是一場十分艱苦的硬仗，對方陣容強大，而我卻連一個律師都請不起，勢單力薄，在許多方面除了客觀事實和激動的傾訴，據理力爭，沒有更多的優勢。

但想到那張沒有公章的決定，至今還沒有一個人能說它是有效的，又增強了信心。把這張決定書拿到桌面上來，到時大家還不會認定是誰都弄得出來的一張廢紙？

既然決定無效，那我就是勝訴。

二月十七日，我在江南都市報看到一則類似我官司的訊息，題目是《除名未見書面通知——…當事人邱某把單位推上法庭》，內容是：

南昌市第二運輸總公司，1993年1月聘用正式職工邱某，為該總公司南鋼公司機務副經理，同年6月將其解聘。之後，邱未回原崗位報到，1996年7月該總公司召開第七屆職代會第五次會議。對邱以擅自長期離崗又不辦理任何手續為由作出予以除名的決定，但未以書面形式通知邱。1997年1月，邱得知被單位除名後多次向領導申訴，去年8月，邱向南昌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以其超過申請仲裁的法定期限為由，駁回邱的仲裁申請。

去年9月29日，邱憤而向東湖區法院上訴，又被駁回訴訟請求。邱不屈不撓，又上訴到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