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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從江拖組織部出來，在辦公樓口，就碰到已經調出學校、在廠教育培訓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師。他是在一九八五年與我同時調來江拖中學的高中把關老師，這次一見到我，就憤憤地說起他那次與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學校當校長，簡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斷了肋骨還不要臉賴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腳肚子，結果他沒有站穩，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後來就連派出所的人竟也還會聽他的，結果還把我給拘留起來了。”上官老師十分氣憤。

說著，他又列舉了夏振川的許多醜事，對我的事情他也很憤憤不平，說學校的老師都在講，你就是被夏振川給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過他。

上官老師還告訴我，這次劉煥宇被免去廠組織部長，是因為作風不好，處事不正派，廠裡的職工意見很大，幹部們對他的評議很差。

八月初，我來到省政府，這時的省農牧漁業廳又改回了原來的牌子，叫省農業廳，廳人事處的幹部主管仍然是孫建齊，他剛從省紅壤研究所掛職鍛鍊回來不久。

孫關切地問我在江拖的關係最後處理得如何，說江拖這樣對待調動的幹部是很不正常的。

我在他那裡借出了那幾份雖然蓋了好幾個人事部門同意調動的大印、尚未能夠最後批覆的幹部調動關係，其中還有註明“徐廳長交待”的字樣，心情真是無以言狀。

就這樣，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動，不僅把編制，甚至把我基本的工作權利也給流失掉了，我似乎成了社會上哪裡也不管的人。比起那些下崗的工人，他們常常能得到政府在各個方面的照顧，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本想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幹，為國家多作貢獻，現在卻是這樣的結局。

在被除名前，由於得不到廠裡的允許，我回不了原單位上班，又不敢在外上班，只得失業在家，連做點小生意也生怕單位知道；被除名後，由於檔案沒有蓋章，我既無法訴訟，又不能證明自己的身份，到處尋找工作或辦理個體執照，均無有效證明而告吹。

我四處謀生無門，經濟幾乎沒有來源，精神倍受打擊。

九月八日晚，我來到省政府大院，欲去省委常委樓舒惠國書記家，與舒書記見面求助，可門衛說什麼也不讓進。

十一月六日，我來到省委大院，希望能在省委書記辦公的地方見到舒惠國。我先找到一位在此當處長的同學，想跟舒書記通個電話，同學說舒書記的電話是黨政領導的內部專線，這樣的專線，一般要正廳級幹部才可能有。

自然，我也沒有勇氣提及自己被單位除名一事。

我望著省委書記辦公的警戒深處，自知不可能見得到已擔任了省委書記的老同事，只得眼巴巴地回來了。

我打了個電話給徐菊生，他已由省農業廳調任江西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對我的處境很為不平。徐是正廳級別的領導幹部，有黨政專線電話，主動提出幫我用黨政專線取得同舒惠國書記的聯絡，叫我可到他的家裡來打。他還告訴我，舒書記現在已去日本，要到10號以後才能回來。

我仍感覺這樣做不妥，拖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再寄了封信到省委舒書記的辦公室。

一九九九年的八月，我處於極度的苦惱和煩悶之中，帶著疑惑、帶著悲憤，提筆給江拖廠長江建林寫起信來：

江建林廠長：

記得85年我剛來到江拖時的教師節慶祝會上，你的發言對教師是那樣發自心扉的尊重，你那樣念念不忘你的小學、中學、以及白髮蒼蒼的研究生老師，這種真摯的感情確實震撼過我的心。

十年後，在你的大筆揮批下，我終於被除名於江拖。我僅僅是一名小小的教師，除名前沒有機會跟你打過任何交道。但我的直覺認為你應該是個有責任感的人，曾滿懷希望寫下了五、六千字的申訴報告，交給了廠辦姚主任以向你反映，次年又把材料交給了廠組織部新任的閔部長，至今仍無下文。難道這種官官相護的關係，真不惜會被一些老師所言中？

記得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是想請你能在我那沒有章子的除名檔案的影印件上；補一個廠裡的公章，這樣一個小小的要求，也被你冷漠地拒絕。

這幾年來，痛苦和憂憤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我，省農業廳人事處拿著我那江拖在多年前就不予承認的調出關係，不知如何是好，而我卻是哭笑不得，只有認命。

可是，有一個疑問常常困擾著我，我的反映報告，是不是你有可能沒有收到？而這樣棘手的問題你又會管嗎？如果我想找你好好談一次的話，你又會有這種閒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