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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從江拖組織部出來,在辦公樓口,就碰到已經調出學校、在廠教育培訓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師。他是在一九八五年與我同時調來江拖中學的高中把關老師,這次一見到我,就憤憤地說起他那次與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學校當校長,簡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斷了肋骨還不要臉賴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腳肚子,結果他沒有站穩,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後來就連派出所的人竟也還會聽他的,結果還把我給拘留起來了。”上官老師十分氣憤。
說著,他又列舉了夏振川的許多醜事,對我的事情他也很憤憤不平,說學校的老師都在講,你就是被夏振川給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過他。
上官老師還告訴我,這次劉煥宇被免去廠組織部長,是因為作風不好,處事不正派,廠裡的職工意見很大,幹部們對他的評議很差。
八月初,我來到省政府,這時的省農牧漁業廳又改回了原來的牌子,叫省農業廳,廳人事處的幹部主管仍然是孫建齊,他剛從省紅壤研究所掛職鍛鍊回來不久。
孫關切地問我在江拖的關係最後處理得如何,說江拖這樣對待調動的幹部是很不正常的。
我在他那裡借出了那幾份雖然蓋了好幾個人事部門同意調動的大印、尚未能夠最後批覆的幹部調動關係,其中還有註明“徐廳長交待”的字樣,心情真是無以言狀。
就這樣,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動,不僅把編制,甚至把我基本的工作權利也給流失掉了,我似乎成了社會上哪裡也不管的人。比起那些下崗的工人,他們常常能得到政府在各個方面的照顧,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本想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幹,為國家多作貢獻,現在卻是這樣的結局。
在被除名前,由於得不到廠裡的允許,我回不了原單位上班,又不敢在外上班,只得失業在家,連做點小生意也生怕單位知道;被除名後,由於檔案沒有蓋章,我既無法訴訟,又不能證明自己的身份,到處尋找工作或辦理個體執照,均無有效證明而告吹。
我四處謀生無門,經濟幾乎沒有來源,精神倍受打擊。
九月八日晚,我來到省政府大院,欲去省委常委樓舒惠國書記家,與舒書記見面求助,可門衛說什麼也不讓進。
十一月六日,我來到省委大院,希望能在省委書記辦公的地方見到舒惠國。我先找到一位在此當處長的同學,想跟舒書記通個電話,同學說舒書記的電話是黨政領導的內部專線,這樣的專線,一般要正廳級幹部才可能有。
自然,我也沒有勇氣提及自己被單位除名一事。
我望著省委書記辦公的警戒深處,自知不可能見得到已擔任了省委書記的老同事,只得眼巴巴地回來了。
我打了個電話給徐菊生,他已由省農業廳調任江西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對我的處境很為不平。徐是正廳級別的領導幹部,有黨政專線電話,主動提出幫我用黨政專線取得同舒惠國書記的聯絡,叫我可到他的家裡來打。他還告訴我,舒書記現在已去日本,要到10號以後才能回來。
我仍感覺這樣做不妥,拖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再寄了封信到省委舒書記的辦公室。
一九九九年的八月,我處於極度的苦惱和煩悶之中,帶著疑惑、帶著悲憤,提筆給江拖廠長江建林寫起信來:
江建林廠長:
記得85年我剛來到江拖時的教師節慶祝會上,你的發言對教師是那樣發自心扉的尊重,你那樣念念不忘你的小學、中學、以及白髮蒼蒼的研究生老師,這種真摯的感情確實震撼過我的心。
十年後,在你的大筆揮批下,我終於被除名於江拖。我僅僅是一名小小的教師,除名前沒有機會跟你打過任何交道。但我的直覺認為你應該是個有責任感的人,曾滿懷希望寫下了五、六千字的申訴報告,交給了廠辦姚主任以向你反映,次年又把材料交給了廠組織部新任的閔部長,至今仍無下文。難道這種官官相護的關係,真不惜會被一些老師所言中?
記得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是想請你能在我那沒有章子的除名檔案的影印件上;補一個廠裡的公章,這樣一個小小的要求,也被你冷漠地拒絕。
這幾年來,痛苦和憂憤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我,省農業廳人事處拿著我那江拖在多年前就不予承認的調出關係,不知如何是好,而我卻是哭笑不得,只有認命。
可是,有一個疑問常常困擾著我,我的反映報告,是不是你有可能沒有收到?而這樣棘手的問題你又會管嗎?如果我想找你好好談一次的話,你又會有這種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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