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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著。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瞭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麼；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麼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聖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聖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只能從聖陶的小說裡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聖陶這幾年裡似乎到十字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麼樣呢？我卻不甚瞭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出《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崑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說的；聖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會抽什麼“上等的紙菸”，也不曾住過什麼“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

一九三〇年七月，北平清華園。

………【第五十九章　三沈二馬】………

周作人

三沈

平常講起北大的人物，總說有三沈二馬，這是與事實有點不很符合的。事實上北大里後來是有三個姓沈的和兩個姓馬的人，但在我們所說的“五四”前後卻不能那麼說，因為那時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馬的即是馬幼漁，別的幾位都還沒有進北大哩。還有些人硬去拉哲學系的馬夷初來充數，殊不知這位“馬先生”，——這是因為他發明一種“馬先生湯”，所以在北京飯館裡一時頗有名，——乃是杭縣人，不能拉他和鄞縣的人做是一家，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與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的大。實際上兩個人有些不同，馬君年紀要大幾歲，人卻很是老實，容易發脾氣，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起帶頭作用。朋友們送他一個徽號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錢玄同嘗在背地批評，說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陰謀大家，現在這樣的說，這豈不是自己去找罵麼？但就是不這樣說，人家也總是覺得北大的中國文學系裡是浙江人專權；因為沈是吳興人，馬是寧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謠言，雖是“查無實據”，卻也是“事出有因”；但是這經過閒話大家陳源的運用，移轉過來說紹興人，可以說是不虞之譽了。我們紹興人在“正人君子”看來，雖然都是把紹興師爺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國文系裡，我們是實在毫不足輕重的。他們這樣的說，未必是不知道事實，但是為的“挑剔風潮”，別有作用，卻也可以說弄巧成拙，留下了這一個大話柄了吧。

如今閒話休題，且說那另外的兩位沈君，一個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確是已經在北大里了，因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國史編纂處的聘書為纂譯員，共有兩個人，一個便是沈兼士，不過他那時候不在城裡，是在香山養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結核，乃是由於一種名叫二口蟲的微生物，在吃什麼生菜的時候進到肚裡，侵犯肺臟，發生吐血；這是他在東京留學時所得的病，那時還沒有痊癒。他也曾從章太炎問學，他的專門是科學一面，在“物理學校”上課，但是興味卻是國學的“小學”一方面；以後他專搞文字學的形聲，特別是“右文問題”，便是凡從某聲的文字也含有這聲字的意義。他在西山養病時，又和*教的輔仁學社的陳援庵相識，陳研究元史，當時著《一賜樂業考》《也裡可溫考》等，很有些新氣象；逐漸二人互相提攜，成為國學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陳援庵則由導師，轉升燕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任，再進而為輔仁大學校長，更轉而為師範大學校長，至於今日。沈兼士隨後亦脫離北大，跟陳校長任輔仁大學的文學院長，終於因同鄉朱家驊的關係，給國民黨做教育的特務工作，勝利以後匆遽死去。陳援庵同胡適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適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飛機倉皇逃到上海，陳援庵卻在北京安坐不動；當時王古魯在上海，特地去訪胡博士，勸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離開上海，可是胡適之卻不能接受這個好意的勸告。由此看來，沈兼士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