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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聖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並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不甚符合罷了。

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聖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於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聖陶總回角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裡。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聖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後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自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於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聖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聖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裡聽著。他卻並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麼有味地聽著。至於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儲存著的《晨報》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裡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現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於天性，並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於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一次怒——那便是對於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聖陶去。聖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遊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裡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裡人。必須離開家裡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願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麼？等一天罷。”後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隻有三五個塗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於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裡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呆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唸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呆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聖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