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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制度中，養老金收入主要取決於基金數量和利率水平。而在現收現付式的養老保險制度中，養老金收入是由中青年人的數量、他們的勞動收入和代際轉移比例等因素決定的。宏觀經濟學中的疊代模型可以很好地再現這兩種養老保險制度的內在邏輯，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對此作簡單的介紹。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我們構建了一個旨在反映目前中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兩期疊代模型。我們發現，只要消費的跨期替代*小於1，模型中的個人最優儲蓄率就將與未來勞動力數量負相關。為了檢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於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變異的重要性，我們在第四部分中還採用了數值模擬方法，結果驗證了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於最優儲蓄率的顯著作用，從而為我們的解釋提供了理論依據。

談了太多的責任和義務，即使是有家庭責任感的人都會覺得很煩。每一個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人都是不由自主的，由此他們也一路不由自主地揹負其各種各樣的責任和義務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有**的，這個**就是自我的滿足。當然，人的**也分高階和低階。高階的**，如改造世界，爭取榮譽；低階的，如飽暖和*等動物性要求。但是，不等於說低階的自我**就是可恥的，可有可無的，這些**也許是低階的，但是絕對不是*的，沒有這些低階的**人類也許不會延續至今。

然而千百年來，中國的統治者就是用這種反人性的儒家說教來教化人民的，也正是這套說教漸漸地固化到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性中，成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長期的教育使得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思想深入人心，普通民眾逐漸地被培養成為自覺實行和施行道德的工具，最高的統治者可以扼殺統治階層官員的**，高階官員可以扼殺低階官員的**，官員可以扼殺百姓的**，家族族長可以扼殺族人的**，家庭之中家長可以扼殺子女晚輩的**，丈夫可以扼殺妻子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層一層，一環一環，形成一個殘酷等級制的倫理體系。

傳統儒家學說強調天理，反對人慾，從家國本位出發強調人首先要服從家國利益，因而很少涉及對人的感*望、個體幸福的肯定。當然，儒家也經歷了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早期的儒家，也就是先秦儒家，如孔子主要是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至孟子就講“殺身成仁”了，即使如此，這個時候也依然保留了一點兒人本主義成分，如“食色，性也”；發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將佛教的禁慾主義和儒學的倫理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將一切人的本能的**扼殺得乾乾淨淨，以至於看起來中國人似乎先天地就是反人性的。

許多中年人深切感到照料老年父母的困難，現代生產和生活節奏加快，勞動強度增加，社會流動性增強，直接影響了子女對父母的行孝。由於時間、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來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擔子沉重。尤其是對於臥床不起老人來說，他們的子女更難以承擔長期照料老人的責任。人們形容他們的生活是：“戰鬥的早晨”、“緊張的中午”、“疲勞的夜晚”，或者“戰鬥的週末”、“疲勞的星期一”。隨著年齡不斷提高，*功能下降，體力消耗隨著工作、生活負擔加劇而倍增，甚至危及生命。機器尚且需要維修與保養，更何況是人。但是長期照顧老人又使照顧者不得不中斷職業，從而影響他們晚年的退休金收入保障。照料者沒有自己的閒暇時間，精神上負擔沉重，有的產生孤獨感。老人的性格與意志比兒童大，身患疾病後也不如兒童好得快，殘疾率比較高，對老年人的照顧比對年幼的子女的照顧難度更大。有的子女為了照顧多年癱瘓在床的母親直到三、四十歲不能結婚。有的負債累累，長期處於貧困線以下，不能過正常生活。甚至有的導致家庭的崩潰。人們常說：忠孝兩難全。因此，老年父母的照料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不少人反映，他們還能夠體諒、照顧父母，而自己老後下一代獨生子女卻指望不上，怎麼辦呢？他們說：“咱們就這麼一個孩子，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業，我不能因為自己而影響孩子的工作和生活。一旦自己真動不了了，我就選擇安樂死。”人們寄希望於安樂死，然而。可行性又如何呢？且不說實現安樂死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其實上，人們往往是在年輕時不怕死，而到了老年死亡真要來臨時，就都不想死了。

當家庭養老在新形勢下日益面臨種種困境時，社會養老正在持續發展，因而有些人樂觀地斷言，社會養老將取代家庭的養老功能，他們把養老希望全部寄託在社會，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