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2/4 頁)

去，那麼，允許“夫妻同居”之後，“監獄人性化”的下一站又會到哪裡呢？我們必須承認，即使是服刑犯人，也有他們未被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也理應得到保障和尊重。但是，關於服刑犯人的權利，現行法律並沒有真正明確的界定，正是這給了地方監獄進行“人性化”調整的“政策彈性”。

“法無禁止則可為”，所以，我們並不一味反對推行所謂的“監獄人性化”，但是，它應該適度。監獄畢竟是改造犯人的地方———過分強調“人性化”，則可能削減改造的功能。

必須搞清楚的一個前提是，犯人是因為犯了罪才被懲戒的，而懲戒本身應是嚴厲的，否則就不足以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就不足於震懾犯罪。

我們不妨拿服刑犯人與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窮人或城市裡的乞討者進行對比。不難現，在權利和保障等很多方面，服刑犯人甚至比窮人或乞討者更有保障，有更多權益會得到尊重。這樣一來，儘管從主觀上沒有透過“監獄人性化”來鼓勵窮人犯罪以享有更多權益的意識，可這種現實的差距，卻可能產生這樣的效果。這樣的局面值得我們深思：監獄對犯人尚且如此“人性化”，那麼我們是否也該對窮人多些權益尊重和保障呢？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我們不難現，“監獄人性化”背後往往會附帶著某種利益驅動的訊號，比如服刑犯人在獄內消費，會給監獄帶來收入；服刑犯改造好就可申請“夫妻同居”，中間可能會產生權力濫用、以權謀私的因素。

“人性化”不是一個單純的標籤，並非隨處可貼。我想，“人性化”是以尊重更多人的權益為前提的人性考量，比如，懲戒犯人正是為維護更多人的生存及權益的需要，是一種對多數人的廣義“人性化”。

懲戒犯人的監獄絕不是“人性化”貼滿牆的“快活林”，“監獄人性化”應適可而止，切莫入了權益泛化、人性泛化的歧路。

中國監獄從來就沒有像最近一兩年間那樣的萬眾矚目過，來自社會各界的風評讓監獄廣受爭議。

所有的問題都來源於監獄正在進行的一項舉措“人性化管理”。從親情公寓（旅館），選擇型（留頭），獄內市……一路行來，浩浩蕩蕩，洋洋灑灑，想不矚目都難。但是問題也正在這裡。

先，這種人性化的舉措造成了罪犯心理的變化，那是人權的擴大化，這種無限無理由擴大的後果就是罪犯心理的迷失，也包括監獄執法人員（監獄民警）的迷失。對現有的監獄法規和制度的迷失。還有就是對現有的生活反差的思考。在大多數的監獄民警還在十幾個平方的工作用房艱苦奮戰，罪犯到先用上了裝備一新的賓館式用房，誰都會有點想法，就甭說社會的反映了。更誇張的是獄內市，在中國上億的農民兄弟還在為生活奔波辛苦時，罪犯開始了自由購物的生活，這就有點搞笑話了！

——那是監獄到底是改造罪犯還是讓罪犯休養生息的場所的疑問！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監獄不擇手段的斂財了！這是一個負面反應，嚴重脫離社會實際生活水平。

另一個方面來自於罪犯的迷失。讓誰作為一個罪犯面對巨大的反差都會在心理上產生一點點的變化，當每個罪犯都產生這種變化的時候問題就來了，監獄的改造和懲罰工作就遇到了障礙。因為這種變化來源於監獄本身對相關的法規和制度的越。那是人權大於法的案例。當罪犯理所當然的認為他的人權大於法律時，問題的本身就回到了“人性化”上來。也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個死巡迴。監獄能做的就是要麼改變政策和法制的內容，那麼迴歸本源。結論只能有一個——誰都知道答案。

回到“人性化”這個命題的本身上來，應該說中國的監獄系統並沒有提過所謂的“人性化”，畢竟所謂的人性化的前提還是以法制為基礎的，但是媒體並不這麼認為。當然中國的監獄一開始是知道的。問題在於，中國媒體的無知與功利主義把中國的監獄推上了一個萬眾矚目的舞臺，而中國的監獄在功利主義的推動下則開始了另一重的無知和無畏，或者說忘乎所以。

不可否認，人權這個問題讓中國的監獄苦惱了很多年，也頭痛了很多年，而且始終找不到一個好的突破口。而在改革的呼聲下，監獄開始突破。對罪犯人權的突破，在突破的初期，監獄柄行著法制和人權的結合原則。問題就在於這種結合原則和經濟上的價值規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特別是司法部“三化建設”的提出，當科學化、社會化與法制化相提並論時，“多、快、好、省”的歷史開式重新演義。人權開始凸顯。

問題擴大化的重要一點就在於中國的媒體找到了監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