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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河說，她之所以委託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國同性婚姻提案》，是為了爭取某種屬於小眾但並不侵害大眾的權利。在她看來，這可能是中國同性戀合法化的一條快捷方式。“即便透過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當一部分同性戀者還是不會去結婚的。就像現在的北歐國家，所有對子裡，一半同居，一半才進入婚姻。”

這份12oo字的提案終因未能集得3o位代表的附議而未成為有效提案。李銀河說，未來1…2年，她沒有再遞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須等待時機成熟。

同性戀歧視普遍存在。同性戀不被視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視的人群一樣也沒有《反歧視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為你是同性戀者而解僱你是要吃官司的，因為《反歧視法》規定，一個人的性取向不能成為解僱的理由。”李銀河說，其實要消除歧視，看起來比透過立法更困難。

還有因歧視產生的自我厭惡。面板科醫生、著名的同性戀者秦士德介紹了所謂“厭惡療法”：同性戀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見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彈痛自己。這種療法一點用處沒有，秦士德說。同性戀的起因，到底是基因決定的“先天論”，還是後天習得的“社會建構論”？李銀河在調查中讓同性戀自己回答，結果一點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說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說是後天的，也有人覺得各種因素都有。

基因決定說始於199o年一項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維的腦神經專家（本人是同性戀者，其伴侶死於艾滋病）對19具同性戀男屍（都死於艾滋病並症）、16具異性戀男屍（其中也有6具死於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屍的下丘腦做了比較實驗，因為據說下丘腦是控制男女兩性性反應的腦中樞。他的結論是，下丘腦的結構與同性戀有關聯，這就為同性戀的“先天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但在2oo1年加州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戀的女教授對該研究表示質疑：列維如何確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戀？如果說確認本身有問題，那麼結果一定有問題的。這位教授更偏向於“社會建構論”，李銀河對此舉手同意。

現實似乎能夠提供左證，譬如同性戀時尚化的趨向。幾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銀河都會去訪問當地的同性戀酒吧。在上海，她見過2oo多號女性聚在一處的場面，而且，她們是如此年輕。在成都，在廣州，男性同志酒吧裡早已出現moneyBoy，他們本不是同性戀，但因為金錢交易或者追隨時尚，加入了這一群體。而在某些藝術類職業裡，異性戀者轉變為同性戀或者雙性戀代表一種靈感、時髦和品位。這不是“後天習得”是什麼？

李銀河還糾正了一些關於同性戀的謬傳：同性戀在人群中的分佈是隨機的，並不是傳說中的同性戀群體中天才特別多。

愛情是不能永恆的

許多年以前，王小波寫信給李銀河說：“我對好多人懷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對你；愛你就像愛生命。”王、李情書集《愛你就像愛生命》或者能夠再次證明，愛情，它確實來過。

這些書信（有幾封是寫在五線譜上的），裹挾著坐立不安的愛情，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又踢去，終於走向婚姻。人世間，兩個人若愛了，結果便是如此。

許多年以後，李銀河寫了一篇文章《愛情是什麼》，探討加諸制度約束的愛情的出路。“愛情”一詞誕生於13世紀的歐洲騎士和他們所追求的有夫之婦之間，它是電光火石般的漏*點，而漏*點是不能持久的。要讓愛情與婚姻制度協調起來，除了將它轉化為親情和柔情，別無它途。李銀河堅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恆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銀河是浪漫的，至少在愛情上——你以為王小波會容忍一個不浪漫的對手麼？她說，她一直渴望愛情，這樣的渴望非常強烈。在她的調查研究中，她也願意花費精力去證明愛的存在。

許多年以後，李銀河在一個年輕時代的好友那裡現了《綠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橫格本，不禁喜出望外：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當她第一次讀完這篇小說後，就生出“要見一見寫它的人”的念頭。用一句世俗的話來說，這叫“眼毒”。

那時的李銀河是一家很端正的報社的編輯，一次去拜訪王小波的父親、邏輯學家王方名時，順便看了看那個“又高又瘦又醜”而又“渙散得要命”的傢伙，從此相連二十年。

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留學的日子裡，一個人的獎學金養活兩個人，但他們很快活：每晚從有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