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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傷中、日兩國和好之誼，庶於全域性有裨也。’由是中國戍朝鮮兵遂罷歸。”（《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論之，袁世凱當日之謀，實有令人可驚可畏者。使清政府與李鴻章能明斷敏速，出師圖韓，一躍而登，真令日方無從措手。即日軍奮然而作，然以當日海陸軍論，尚不知鹿死誰手。袁之外交，誠有剽悍之手腕哉。雖然假令清勝而日敗，則日本必圖恢復；清則戰勝而驕，兵備益弛，後此之敗，較甲午或更有甚焉。設清敗而日勝，是甲午之役移諸十一年前，則清之沈沈酣睡又當旱省也。

第四節李鴻章之保薦

《天津條約》定後，兩國之兵均於是年七八月間陸續撤退，袁世凱亦隨營歸國。當束裝時，遍交韓之事大派，如執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輩，皆與訂莫逆交。蓋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國邇時大局，國內恐難立功，欲求立功，當於異域。故袁雖歸，其心仍戀戀朝鮮。及歸，一面交李鴻章左右親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將韓事條陳於李。今擇其要事數則於下：

（一）韓王昏聵糊塗，最易受人煽惑，又復見異思遷。我國家不派明正大員駐彼監督，久必為日俄所愚，叛我獨立。

（二）韓之臣民多數皆主獨立自主，欲脫我範圍。今駐兵全撤，獨立派之範圍，必日見膨脹。

（三）我國家現派駐韓之陳樹棠，其名為辦理商務委員。東西各國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員對於代表國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遠。遇有外交，進退皆難，且久為各國公使所鄙。雖上國對於屬邦，不能同於各國簡派駐使，亦當酌派位分稍尊之員，增其許可權。且我國家在朝鮮應辦之事，實不止於商務，今僅定名為商務委員，是自縮其權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監國。

（四）大院君智謀才略，實勝其子數倍，頗為其國人所尊敬，且深明大義。光緒八年不得已而虜歸，茲宜曉以大義，赦其迴歸，使其父子同心協力，於其國計頗有裨益。

李鴻章像袁世凱以上之意見，頗為李鴻章賞識。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贊袁才略，於是李將袁條陳並附己之意見，達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諸人不加斷決，囑李鴻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對，遂將袁兩次在韓功績並其條陳及大院君赦回與清國有益之旨，奏達清廷。奉旨賞袁世凱以知府用，並加三品銜。

“（光緒）十三年，鴻章遵旨籌議朝鮮通使各國體制，奏言：電飭駐紮朝鮮辦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補用知府袁世凱，轉商伊國應派駐紮公使，不必用‘全權’字樣。旋於九月二十三日接據袁世凱電稟：準朝鮮外署照稱：‘奉國王傳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裝，如候由諮文往返籌商，恐須時日，請先電達北洋大臣籌覆。’並據其國王諮稱：‘近年泰西各國屢請派使修聘，諸國幅員權力十倍朝鮮，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諳體制，未先商請中朝，派定後即飭外署知照各國，以備接待。茲忽改派，深恐見疑。仍請準派全權公使前往，待報聘事竣調回，或以參贊等員代理，庶可節省經費；並飭使至西國後，與中國大臣仍恪遵舊制。’等語，辭意甚為遜順。臣復加籌度，更將有關體制者先為約定三端：一，韓使初至各國，應請由中國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會交際，應隨中國大臣之後；一，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先密商中國大臣核示，並宣告此皆屬邦分內之體制，與各國無干，各國不得過問。當即電飭袁世凱轉達國王照辦。茲復準王諮稱：‘於十月杪飭駐美公使樸定陽、駐英德俄意法公使趙臣熙先後前往，所定三端並飭遵行。’臣查朝鮮派使往駐泰西，其國原約有遣使互駐之條，遂未先商請中國，遽以全權公使報聞各國。此時慮以改派失信，自是實情。既稱遣使後與中朝使臣往來恪遵舊制，臣所定擬三端又經遵行，於屬邦事例並無違礙。”（《清史稿》卷三一三）

所有赦回李罡應一切事宜，著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妥商具奏。李鴻章得清廷諭旨，遂會商總理衙門，派袁世凱為護送員，赦大院君歸國，並密授機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歸，皆我於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負中堂恩及世凱意。並令大院君盟誓，歸國後當令韓王永遠臣服。並有種種約束。

第五節護送大院君返國

是年秋九月，袁世凱奉清廷命，攜赦書送大院君返國，名曰大赦還鄉。

“是年，釋李罡應歸國，熙奉表謝恩，貢方物，留抵正貢。”（《清史稿》卷三一三）

“袁自與日本開釁，由朝鮮解職歸國後，屢上書言朝鮮事，以此於李鴻章。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學無術，置弗答。時朝鮮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於天津，廷議遣回，袁乃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