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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到哈拉哈河的路線，正是當年成吉思汗遠征中亞及歐洲的進兵路線，史有前例，在日本陸軍中素有小老虎之稱的關東軍，完全有望成為日本的“成吉思汗”。

兩碗迷魂湯一灌，植田頓時飄飄然，便鐵了心支援乙案，並得到了參謀本部的認可。當時陸軍省更傾向於甲案，雙方在內部進行了辯論，最後二比一，甲案輸給了乙案。

因為要靠關東軍來執行乙案，參謀本部同意今後非特別需要，不再從關東軍中抽調部隊，以便關東軍一心一意地進行備戰。

假如只滿足於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來，辻政信都是以純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爾，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樣，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走紅，紅到底朝天，從而成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了。稻田的作戰方案，脫胎於石原的指導，石原一貫主張慢火燉湯，所以最後無論甲案，還是乙案，都把對蘇作戰的時間設計到了1943年，扳著指頭數數，還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點事，然後以此為藉口撥快時間表。

在日本陸軍內部，無人不知辻政信喜歡製造事端的特點：一有什麼事，他就會立即趕往現場，裝作上級有命令，指揮這個驅使那個。

張鼓峰事件發生不久，辻政信就興致勃勃地乘機飛往張鼓峰，在第19師團一個參謀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現場，並且特地鼓動那位參謀：“喂，把那座山（指張鼓峰）拿下來，關東軍在必要時會支援你們的！”

“朝鮮軍”司令官知道後，趕緊命令這個禍星退出了張鼓峰。

辻政信和關東軍雖未能插足張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師團在對蘇作戰中遭受了重創，但他們從中得到的不是教訓，而是啟發。1939年4月，經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簽發，一份由辻政信草擬的“邊界糾紛處理要綱”新鮮出爐。

對邊境糾紛處理，辻政信的原則是“我不犯人，也不準人犯我”，為了突襲並殲滅越境蘇軍，哪怕暫時進入蘇聯境內也在所不惜。

他還透過“要綱”告訴駐邊境的各師團長：當你們遇到與張鼓峰類似的問題時，用不著再瞻前顧後，完全可以自行劃定邊境線，然後決定是否要動用武力！

這哪裡是處理糾紛的預案，根本是一份找機會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離了軍部在邊境糾紛上暫時息事寧人的初衷，可當“要綱”被送交參謀本部時，卻未遭到任何批駁。

關東軍不是“朝鮮軍”，在日本軍界的地位非比尋常，一些高官顯要，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於關東軍。在參謀本部看來，關東軍的方案再不妥，也絕不能輕易打壓，以免影響“皇軍之花”計程車氣。更有稻田等人，張鼓峰折戟之後，正急於尋找新的旗手，關東軍的強硬姿態無疑投其所好，令他們擊節歎賞，引為知音。

“要綱”下發到關東軍各部隊，部隊長們對“要綱”的實質皆心領神會，認為這是關東軍鼓勵邊境挑釁乃至大打的公開訊號。

果然，“要綱”出臺不到二十天，諾門罕便出事了。

燕子

諾門罕在蒙語中的意思是和平，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諾門罕的對峙並沒有發展到劍拔弩張的程度。

在諾門罕巡邏的“滿洲國”部隊是興安北警備軍，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組成的偽軍。不管內蒙古還是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為老祖宗，所以當蒙古邊防軍過河放牧時，北警備軍一般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不十分較真，可當貢布扎布換防上來，情況就不一樣了。

貢布扎布只是箇中尉騎兵連長，不過此君來頭不小，乃是北警備軍司令烏爾金中將的女婿。因為有這麼一個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當個人物。

1939年5月4日，蒙古邊防軍計程車兵照常趕著馬群過來放牧，旁若無人的樣子頓時把貢布扎布給惹火了：怎麼沒人攔著，鬧鐘、公雞都下崗了？

貢布扎布二話不說，下令朝正在過河的人馬開槍。蒙古兵措手不及，丟下馬群扭頭就跑，一名少尉軍官和士兵被俘虜。

蒙古邊防軍的指揮官一聽大怒，當即率兵過河反擊。騎兵們你衝過來，我衝過去，越衝越上火，這下成了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1939年5月12日，北警備軍向海拉爾的關東軍特務機關報告，說戰鬥已上升到團規模，總計有700名蒙古騎兵過河襲擊，並佔領了邊防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