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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由此想到了轉守為攻,他們的對策是,索性拉出去打,主動對蘇軍的空軍基地發動突襲,把飛機全炸光,以便一勞永逸。
飛行集團團長嵯峨徹二中將是戰鬥機飛行員出身的空軍指揮官,曾在戰鬥機飛行學校做過校長助理,在飛行作戰上很有想法,幕僚的獻策讓他眼前一亮,認為極具價值,不僅是對策,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奇策。
突襲計劃報到關東軍司令部,辻政信等幕僚都認為,既然蘇聯空軍“越境”攻擊在先,日本航空隊當然也可以“越境”還擊。
不過他們也估計到,參謀本部可能不會同意這項作戰計劃。為免影響飛行集團的獨立作戰,辻政信準備先斬後奏,等取得戰果以後再請參謀本部予以追認。按照陸軍的習慣思維,只要有了戰果,就一切都好說了。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儘管關東軍採取了瞞報手段,但還是走漏了風聲。正在東京出差的一名關東軍參謀洩露天機,把這一訊息告訴給了陸軍省軍事課長巖畔,巖畔一開始就是軍部內的“自重論”者,他馬上就遞話給參謀本部:說了不要讓關東軍輕舉妄動,你們不信,這不,關東軍馬上就要越界轟炸了,你們知不知道?
參謀本部聽到後大吃一驚,中島次長感到此舉過於冒險。一者像巖畔所說的那樣,會引起更大的外交糾紛,二者,蘇軍可以根據這個理由,對東北工業基地進行“越境”轟炸,當時日軍在關內的軍需供應很多取自於東北,一旦遭到空襲,損失會非常大,而蘇聯在遠東又沒有什麼重工業,想要對等報復都找不到機會。
中島隨即給關東軍參謀長磯谷拍去電報,勸他不要進行轟炸。關東軍的回電倒也非常迅速,說關東軍在上述問題上的看法和將要採取的手段,與“貴部”(指參謀本部)有所差異,希望“貴部”將諾門罕戰役的一切事務交給關東軍,不要再管了。
從電報的用詞來看,應該是磯谷參謀長按照植田的意圖所擬,但讓中島撓頭的是,電文的字裡行間,真的看不出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哪個是上級,哪個是下級,一個“貴部”,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是兩個平級單位哩。
中島不是一個雷厲風行、殺伐果敢的人,加上關東軍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戰課課長稻田找來商量。
稻田的辦法是,派作戰參謀有末次中佐到長春,直接傳達東京的旨意。
中島、稻田都不知道,這份關東軍的回電並不是磯谷所擬,甚至於植田和磯谷都不知道回電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違反規定讓電訊班發出的。
在這份電報批准表上,課長、參謀長、軍司令官一欄內,蓋的全是辻政信一個人的印章,代理簽字也是他一個人。課長也就罷了,關東軍內卻並沒有軍司令官和參謀長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規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為自不待言,但植田、磯谷的遷就責任也無法迴避,由此可以看出日軍高層在指揮,也就是所謂“統帥權”方面實在是非常混亂。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位日軍大佐曾指出,僅僅憑關東軍給中島的那份回電,植田、磯谷就可以被予以罷免,甚至如果是在蘇軍和德軍,一個對軍部“抗命不遵”,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頭落地。
至於辻政信,敢私自草擬並簽發電報,就地免職的處分應該是最輕的處罰,同時軍隊還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發電報”一案在搞亂日軍“統帥系統”方面,稱得上是日本陸軍中空前絕後的事例,不過這也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過於急功近利,實行層層欺瞞的一個必然結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來長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煩來了,不能不向上彙報。
那份給參謀本部的回電,雖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調,然而其中反映的卻正是植田和磯谷的意思,兩位關東軍大佬都想把轟炸進行到底。聽完辻政信的彙報,大家趕緊一起商量應對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應於6月25日到達位於長春的關東軍司令部,但由於天氣原因,不得不推遲。
6月30日是飛行集團預定的遠端轟炸時間,植田急忙指示飛行集團,要求加快準備,並將出擊時間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飛抵大連。在磯谷的親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著要去長春,但被接待人員拉著,又是逛街,又是參觀,一天就這麼揮霍過去了。
利用這一天工夫,嵯峨徹二進行了最後的準備。飛行集團對蒙古境內的各大軍用機場進行了反覆偵察,把目標鎖定在了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約130公里,基地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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