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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的源頭甚至就是斯坦利維爾的一間實驗室。從1957—1960年，該實驗室曾經容納六百隻大猩猩。疫苗在世界其他地區也進行過試驗，卻未導致類似上世紀80年代初在比利時前殖民地剛果發生的傳染現象。

……或者來自乙型肝炎……

其他有點妄想性質的假說還包括，一部分美國人是透過1978年注射的抗乙型肝炎疫苗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據說曾是讓·保羅二世貼身親信的沃爾夫·史姆格醫生（Wolf　Schmugner）是這個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國家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發起的注射行動的幕後推手。史姆格出生于波蘭，在俄羅斯接受教育，之後於1969年移民美國，曾被提名紐約“血液銀行”負責人，就是他將艾滋病毒散播到北美洲。如果你還記得由安娜·瑪麗·喀斯特瑞（Anne　Marie　Casteret）在《星期四事件》上揭露的法國血液汙染事件：法國國家輸血中心被指控於1984—1985年間有意向血友病患者分發未經處理的血液製品，其中一些染有艾滋病毒。也許假說比它看上去的更少一些妄想。

艾滋病，反人類陰謀？

支援此一觀點的人注意到，那個和抗乙肝疫苗連在一起的沃爾夫·史姆格醫生也曾在1978至1981年間對數以千計的同性戀自願者下過毒手［3］。1978年11月，上千名曼哈頓的男女同性戀者們接受了一項實驗疫苗的注射。三個月後，曼哈頓發現第一位染上艾滋病毒的年輕白人同性戀者。1980年3月，類似疫苗實驗在洛杉磯開始，然後擴充套件到舊金山，聖路易斯，丹佛和芝加哥；1980年末，另一例艾滋病在一箇舊金山年輕男子身上得到證實；1981年8月，首次發現的二十六個病例都顯示，艾滋病瘟神專門針對同性戀群體開刀。

自此可以看到一個由權利主導的，重建道德倫理秩序的“性清洗”計劃的實施……我們還不是在伊拉克。在那裡，兩年多來，伊斯蘭什葉派死亡憲兵隊有系統地綁架和暗殺那些他們認為可能是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變性者的人，臨死前不忘給他們送去什葉派精神領袖阿亞圖拉的祝福。在伊朗，阿哈邁迪·內賈德政府也總是將同性戀者處以死刑。

美國想要非洲人的命？

很多人相信這個說法。什麼原因？上世紀80年代初，《全球策略資訊》雜誌所進行的一項調查揭露出，美國國務院力求透過戰爭，饑荒和疾病將地球人口削減二十億。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一位發言人的話，美國現在認同前世界銀行主席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所說的：“對於美國國家安全和利益而言，人口危機要比核威脅嚴重得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報告中（1980年4月）解釋到：“危險來自於社會經濟動盪，政治不穩定，大規模移民和可能發生的爭奪土地和資源控制權的國際衝突。”報告還提及，“人口的壓力”就像一把鑰匙，可以幫助我們開啟理解之門，明白“發生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和衣索比亞的戰爭，以及在土耳其、菲律賓、中美洲各國、伊朗，和巴基斯坦不斷增加的社會不穩定性”。

怎樣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國務院拉丁美洲人口事務辦公室專員托馬斯·菲古遜（Thomas　Ferguson）給出瞭解決之道：“只有一點是我們應該考慮的，那就是應該降低人口的密度。或者他們按照我們想要的去做，也就是說，使用一些乾淨的方法；或者我們對一些屠宰場加以輔助，就像在薩爾瓦多和貝魯特那樣。人口過剩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它處於失控狀態，就需要一個專制的權利，需要一個法西斯主義來解決這個問題。專業人士不願意削減人口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這是值得讚揚的。然而實際上，它只涉及當務之急和環境因素……內戰是削減人口的最後嘗試，最快的方式還剩下饑荒，像在非洲；或者像黑死病那樣的傳染病，能夠在一天之內橫掃薩爾瓦多。”不用覺得震驚，一份發表於2005年的研究結論稱，在美國，“眾多黑人懷疑關於艾滋病的權威性理論，這體現了對於政府機制存在著普遍性的不信任［4］。”

奧巴馬和“毀滅者牧師”

巴拉克·奧巴馬的精神顧問，曾主持他的婚禮，併為他的女兒施洗的萊特牧師（Wright）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民主黨神授活動中曾多次發表具有挑釁意味的宣言：“艾滋病是一個對抗美國少數族裔的種族屠殺手段……也許是由美國政府主導的。”為了將自己從這些言論導致的危機中解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