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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而會很自由大膽地指責和批評他們。對一般比較溫和的敲詐勒索，他們不會起來反抗，除非確信反抗能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實惠。但地方官的行為太過分時，他們就會立即作出反應。

清朝的地方官員一般要履行三種職責，他要負責維持一方的安定，要負責收取或減免朝廷的捐稅，另外，他還要保證百姓對他毫無怨言，彼此相安無事。任何人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傷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憤，或遲或早他一定要倒黴。無疑，公眾輿論對規範各級官員的行為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遇到這種情況，中國百姓有他們獨特的處事方式，一方面他們剋制和忍耐，一方面也有他們成功的抵制方式，並由此取得輝煌的勝利（《真正的中國佬》中的《中國的官與民》）。

於是，何天爵先生又舉出一個例子，以證實這一番道理，並告訴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在什麼時候、使用什麼方式來發揮他們的作用。

這不是很有趣嗎？

如果“歪批三國”，說中國的老百姓裝作軟弱，誘使地方官（或他的對立面）犯錯誤，作出過分的舉動（在他的故事裡是稅收一漲再漲），這，該算是一種什麼行為呢？

啥子個歷史觀點

《讀書》上有文章提出：在中國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一言以蔽之，“國家建構”蔚為主綱，成為通常所說的“中國問題”的核心所在。而此刻中國，正處在由傳統倫理文明秩序向現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轉型之中，是為這一程序的收尾階段。東西方各大文明都曾經歷了從“宗教文明秩序”、“倫理文明秩序”到“法律文明秩序”的程序，中國似乎不脫此徑（許章潤：《國家建構的法理圖景》，載《讀書》2010年第9期）。

在另外一篇文章裡，周有光也有類似的提法，他說：人類的思維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神學思維”，都是迷信；第二個階段是“玄學思維”，是講信仰；第三個階段是“科學思維”，講究實證，三種思維全不一樣（周有光：《今日中國的大學與大學教育》，載《讀書》2010年第10期）。

這些個“歷史觀點”，這些個“順序”，在我看來，真有點莫名其妙。而且，都是照搬外國（沒一個是“中國中心觀”）。其中一文還說：不講民主，不就成君主嗎？——各位看看，是否“驢唇不對馬嘴”？——我想，有些人恐怕永遠明白不了，我們中國可能是有著完全不同的一條道路的。並非這些亂七八糟的“老古板”。

照我說來，“將來有一天”，中國就會走上一個既非“專制”，又非“民主”，而是“迴歸傳統”的“國家建構”，——表面看來，這只是“一個人的戰爭”，其實卻非我一人的主張。

不過，許先生為了所謂“國家建構”，最終提出了中國現下“道統”申明的問題。這或可說明“吾道不孤”，不過“再建道統”，可沒有現成的簡單答案。

在近百年時間裡，中國人“放”“廢”了自己的“皇極”和“大公”（參見筆者與劉洋合作關於土地改革的文章，載《二十一世紀》2009年第2期），而依傍外人外力，貪圖簡便答案，寧肯大腦弱智化，偏愛那些白開水口號，以致迷信什麼“科學”（記得過去黨國曾專批過科學至上）、“民主”、“法制”、“階級鬥爭”……看似簡明扼要的東西，——其實，世上哪有那麼簡便的事呢！

不解決三大誤讀，就是假愛國

最近，網易讀書影片發表了“高王凌談中國歷史的三大誤讀：人口負擔、經濟剝削、政治專制”，在我看來，這些自然都是大問題，有必要再談，甚至反覆地談。

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社會上仍充滿了無數的“陳詞濫調”、對中國文化的“汙衊之詞”，比如：

一、人口（社會史）：人口過多，資源奇缺，環境破壞，食品短缺，民不聊生，發展無望……

二、地主（經濟史）：強佔土地，殘酷剝削，欺男霸女，壟斷鄉里，暗無天日……

三、專制（政治史）：帝王世襲，專制集權，生殺予奪，無法無天，無自由無人權……

處於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文化還有何“可愛”可言？如果各位一方面高談“愛國”，一方面漠視“三大誤讀”所涉及的那些問題，你不覺得這中間存在很大的無法調解的矛盾？那，你“愛”的究竟是什麼？

以下我要說幾句嚴厲的話了（往往我是留有餘地的）：

這三個問題涉及“三宗罪”：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汙衊傳統罪。怎能等閒視之？

誰若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