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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之後就不幹了——但有一次阿弗納問他感覺如何時，漢斯咬牙切齒地回答：

“現在停不下來了，還是別談了吧，只管幹就行了。沒什麼好談的了。”

於是，他們不談了，只管幹。他們又努力幹了七個星期。

沒有絲毫效果。沒有一條線索值得他們把越來越少的錢花在上面。漢斯堅持要精打細算地用錢，這樣的話，如果一個好的行動機會來臨的話，他們就不會捉襟見肘了。他是對的，因為如果他們找到了薩拉米而在最後一刻卻沒有錢來追捕他，那就是個莫大的諷刺了。但一直沒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聯絡人。不僅透過他們經常聯絡的線人找不到，而且透過路易斯和託尼也找不到。透過“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們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還有可能成功：1974年是歐洲恐怖分子們非常活躍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國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組織。原來的領導人是阿莫德·阿爾—葛哈夫爾，後來是阿布·奈達爾。“黑色九月”組織和“解放陣線”組織不像原先那樣激進和好戰時，恐怖分子們加入了這個組織（後來，阿爾—葛哈夫爾被“黑色九月”組織頭目阿布·伊亞德抓住，很可能被處決了）。1974年“阿拉伯國家青年”組織襲擊三架飛機得逞。10月8日，他們在愛琴海上空炸燬了一架飛機——一架美國環球航空公司從特拉維夫飛往雅典的飛機——八十八人喪生。三個星期前，9月15日，恐怖分子把一顆手榴彈扔進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的“藥店”裡，一死十二傷。這是“解放陣線”和日本“紅色軍團”聯手乾的，頭目是卡洛斯那隻豺狼。

突擊隊特別要為卡洛斯的上臺負責。正是因為他們幹掉了布迪亞，才給他在高層騰出了一個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單上，阿布·奈達爾也不在名單上。在原來的任務已經取消的情況下，他們又幾乎不能跟伊弗裡姆聯絡，要求改變任務。再也不能有單方面行動。他們也找不到自己行動的理由。他們只能去抓名單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薩拉米。

抓到了薩拉米就大不相同了。

但據他們所知，薩拉米沒有到歐洲來。

他們在法蘭克福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城市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而阿弗納、斯蒂夫和漢斯卻沒有節日的心情。實際上，漢斯心情複雜，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時疑心越來越重，充滿了殺氣。他開始隨身帶著一支槍。以前他們出去溜達時他從來不帶槍，除非有行動。但是漢斯的疑心似乎有傳染性。現在連阿弗納和斯蒂夫都隨身帶著槍，以防他們的同伴覺得有人跟蹤的懷疑成為現實——也許“爸爸”的組織會把他們的行蹤洩露出去呢。漢斯相信塔裡法是個陷阱，而阿弗納認為他誤解他了。如果是個陷阱的話，他們會遇到強大的火力，而不是一個正在扣褲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爾和羅伯特神秘地死去之後，這些懷疑總是揮之不去。也許事先有人給塔裡法的恐怖分子通風報信了，他們沒想到以色列人會這麼快。事實上，阿弗納告訴過“爸爸”的人，他們要在塔裡法等幾個朋友，然後才會採取行動。

不管怎麼樣，儘管風險增加了，他們在法蘭克福還是隨身帶著武器。阿弗納注意到安全屋的門底部有一些明顯磨損的黑色印子。很顯然，如果他開門的時候都是用腳頂著門的。這一點，所有的特工都受過訓練。在被突襲的情況下，它恰恰事關生死。然而過去一直沒有這個習慣，也不經常這樣。到目前為止，他們主要依靠改變自己的身份來掩護自己，跟他們的軟目標一樣。

與此同時，漢斯常常一個人在深夜去安全屋附近的公園長時間散步。他一直非常喜歡散步，但過去散步的時間相對較短，而且是天氣較好的時候。而現在，他會在12月份凜冽的寒風中，在雪地裡，沿著歐斯特公園空無一人的小路，法蘭克福東部火車站的北部，走上幾個小時。他甚至會在自己最喜歡的一個人造池塘旁的僻靜處的長凳上坐上一兩個小時。池塘裡夏天全是野鴨，而現在全都結上了冰。

“鴨子都比你有意義得多。”有一次，斯蒂夫要去鴨池旁取情報時，這樣對漢斯說。

“我不能禁錮在家裡。”漢斯回答道。

阿弗納明白，到了任務的這個階段，他也不希望一個人住著。羅伯特死後，他讓斯蒂夫住進了他以前和卡爾住的安全屋。忍受斯蒂夫混亂的單身漢的習慣要比一個人住著好。然而，當他向漢斯提議他們應該找一套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安全屋時，漢斯拒絕了。“別擔心我，”他說。“我很好。”

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