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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後，母親告訴他的。她去參加了威爾瑪的葬禮。除了父親和一些集體農場的農民之外，她是威爾瑪下葬時惟一在場的人。阿弗納想，這不僅僅是個諷刺，而且還很古怪。

母親理解父親對“他們”的怨氣，但想法跟他不同。在這個四周被圍的小國裡，每個人都在冒險。許多家庭在戰爭中也失去了父親、母親、兒子和女兒。如果你必須對每個做出犧牲的人給予特別認可的話，那麼你對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須這樣。“普通”工作和“特別”工作的區別是什麼？開坦克跟當特工同樣容易犧牲，甚至更為容易。如果每個人都例外，那這個國家就要崩潰了。“你是以色列人，你盡你的義務。”阿弗納的母親說。“你別指望回報。猶太人有了一個國家，這就是對你的回報。”

“威爾瑪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納說。

“她做了她必須做的事情。”母親冷淡地說。“我做了我必須做的事情。你以為很容易嗎？我得到了什麼回報？聽著，我也沒要什麼回報。”

“母親，你是個聖人。”阿弗納同情地說。

“你什麼意思，聖人？你說的什麼話？僅僅因為我跟你父親意見不一致就是聖人？”

“父親當然不是聖人。”阿弗納說。“他惟一的毛病就在這裡。而你是聖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這裡。”

然而，對他母親無禮也無濟於事。事實是，在他的思想裡，阿弗納仍然認為，他的母親是對的。她的標準是正確的。阿弗納——或者他的父親——沒有達到這些標準不是母親的錯。

或者，推而廣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錯。

5月末，阿弗納回到紐約。那時他在思想上已經作出了決定，但在上次簡短的會議上，他什麼也沒對伊弗裡姆說。那次會議離阿弗納的航班起飛只有幾個小時。“離開一段時間，好好休息一下，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裡姆對他說。“你回來後我們再談下一次任務。”

“好吧，”阿弗納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們談一談。”

實際上，他想談話的那個人不是伊弗裡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紐約的第一個晚上確實跟她談過。“你在美國住了兩年了，”阿弗納對她說。“你喜歡這裡嗎？”

“喜歡，”肖莎娜說。“我喜歡這裡。”

“你想家嗎？”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嗎？”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納說。“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們——也許可以住在美國。你覺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遠住在這裡？”

“是的，”阿弗納回答道。“我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一種罪惡感向他襲來，肖莎娜一定也是這樣。他們兩個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他們移民，跟瑞典人或者義大利人移民還不一樣。換一個國家，放棄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而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而對一個以色列人來說，這個決定就更為重大。它不僅僅是向另外一面國旗致敬，說另外一種語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納稅。對以色列人來說，這就意味著回到了散居狀態，意味著拋棄了猶太人的家園，背棄了成千上萬死去的猶太人的信念。千千萬萬的猶太人每天仍然面臨著死亡。這就意味著在敵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納已下定決心移民。

這時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變主意。

“就是說，我們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問。

“不是，”阿弗納搖搖頭。“我們是以色列人。我們怎麼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戰爭之類的，我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聳聳肩。“我知道，”她說。“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談的是別的東西。”

她是對的。阿弗納知道她是對的。如果爆發戰爭，很多人會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還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移民確實還意味著別的東西，跟緊急情況下一個人會不會維護以色列的利益無關。

“我知道，”他對她說。“我就是不想回那裡居住。我說不清原因。它與國家或者……理念之類的沒關係。”

肖莎娜看著他。“跟你的工作有關係嗎？”她問道。

“也許。”

“我不是要問你一些問題，”肖莎娜說。“但是如果我們要決定的話，我們現在就決定吧。”她看著在搖籃裡熟睡的女兒。“在葛拉上幼兒園之前就決定好。我不希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