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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開槍了——純粹是胡編亂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編亂造，而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人的胡編亂造。）我認為，說襲擊茲威特和布迪亞的時候茲弗·扎米爾也在場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在利勒哈默爾現場也是不可能的。“穆薩德”的頭頭跟金髮女突擊隊員“塔瑪爾”一起，幾次親臨歐洲現場，帶有徹頭徹尾編造的味道。但是，這種大膽的虛構行為尤其應該得到“穆薩德”“公共關係”部門的鼓勵。

公平地說，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們面臨的困難也是相當大的，甚至出現過起初不認可的資訊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情況。就拿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原來得到的威爾·茲威特在羅馬的一個澳大利亞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馮·布勞恩”。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不真實，是別人憑記憶提供給我的。我決定，除非我能核實，否則就不把它放人我的敘述之中。由於在報紙上也找不到這個名字，我決定將其刪除。這本書已經寫完了，我才發現沒有核實馮·布勞恩這個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雖然這些細節並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們卻是所有作家面臨的難題。因為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不能透過打個電話就能核實。正因為這樣，我在這裡要補充一筆。根據我得到的資料，沒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斷漢姆沙裡的電話線，也沒有人假裝電話維修人員在漢姆沙裡或者他貼身保鏢的眼皮底下，把炸彈裝在電話底座上。

還有幾點比較重要，雖然在整本書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對阿弗納這個人的評價隱藏起來，但是現在談談我對他的印象也許有點意思。

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發現他是一個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緒的人：沉著冷靜，冷靜得幾乎讓你犯困——而幾乎不用提醒——又會像蜥蜴一般動作敏捷地突然行動起來。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的手勢很少。無論是說話還是傾聽，他都很放鬆，幾乎是一動不動。但只要一動，就非常迅速、專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個爬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麼思考就開始行動——如果他走在前頭，不會轉身來看別人是否跟在後面。（“你們怎麼進入那棟大樓的？”有一次在歐洲我指著一個限制區問他。“像這樣。”他回答道。可在接下來的一分鐘裡，他就從門裡走了進來。）他非常注意自己每個細小的習慣，極度重視整潔和閃亮的儀容，喜歡沉思，與人打交道時慷慨大方。

雖然他聲稱對自己有妻有兒的平靜的生活感到滿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這個詞語我是從深諳辯論術的精神病學家安德魯·I．馬爾科姆那裡借用來的）。而這一點，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幾乎是無法實現的。雖然現在從事秘密活動跟他的願望和考慮相牴觸，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滿緊張刺激的體驗。因此，我不相信他的宣告，說什麼他之所以參加反恐鬥爭，只是因為集體農場、部隊、自己家裡甚至整個以色列的同齡人都很重視愛國精神。但我不懷疑這是一個因素。

我確實覺得他參加反恐的動機不是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回報，也不是因為可以對其他人動武而得到任何病態的滿足。他樂意參加反恐鬥爭是因為另外一些需求。他與生俱來的喜歡冒險的個性需要一個充滿危險的環境，這樣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這種性格的人通常見於儘量延緩張傘的跳傘運動員和摩托車賽手等等）。他也有一種高度的競爭性，而這種競爭性透過其他的愛好和能力找不到發洩途徑。

這種性格特點不會因為訓練而消失。一個希望出類拔萃的人，一個尋求刺激或危險只是為了保持穩定的人，即使環境改變了，判斷能力提高了，原來的條件不具備了，他們的這些需求也不會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氣和意志時也不會消失。比如，如果這類問題過早出現，如職業運動員，情況就會更糟。就阿弗納而言，我覺得他講述這些經歷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透過講述，他能夠再一次體驗這些經歷。

阿弗納現在對那次任務的看法是，雖然欠考慮，但也不感到遺憾。雖然他聲稱從個人情感來說對自己幹掉或協助幹掉的那些人沒有敵意，但卻一直把消滅他們的肉體看作是必要的、光榮的。他完全支援讓他和他的夥伴們去執行這項任務的決定，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疑慮。

雖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這次任務是正確的，但他不再對其有效性發表任何意見了。他承認這種辦法絕對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動，減少仇恨與緊張。但總體上他是這樣認為的，即：如果20世紀70年代他的突擊隊和其他突擊隊沒有幹掉幾個高層恐怖分子的話，以色列和西歐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成為恐怖活動的受害者。他認為在瑞士和西班牙殺死那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