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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米住處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幾個特工租了一輛“大眾”牌汽車，在車上裝上炸彈，停在薩拉米每天去喬治娜公寓的必經之路上。一個訊息來源認為，“彭妮洛佩”在薩拉米的客貨兩用車上裝了一個小小的無線電發射機，（而另外一個來源則認為）當她看見薩拉米的汽車經過停在她窗戶下的街道時，她按下了裝在自己汽車上的無線電發射機按鈕。不管是哪種來源，結果都是“大眾”汽車爆炸了，炸燬了薩拉米的汽車和緊跟在後面的貼身保鏢的“陸虎”，也炸死炸傷了幾個路人。

薩拉米死亡的訊息正式公佈後，以色列電視新聞也適時地進行了報道。在葬禮上，一位巴勒斯坦領導人站在那裡，攬住薩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歲的兒子哈桑。這張照片在全世界的媒體上廣泛傳播。“我們失去了一頭雄獅。”媒體援引這位領導人的話說。斯圖爾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務頭子》一書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薩拉米被殺的經過。1983年，以色列作家邁克爾·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出版了一本《尋找紅色巨頭》，其中的部分內容也講述了這段歷史。

人們對圍繞1979年1月22日在貝魯特炸燬薩拉米的“雪佛蘭”汽車的一些事實似乎沒有異議。但有一個傳聞，說薩拉米沒有被炸死。原因很簡單，汽車爆炸的時候他不在車上。（爆炸時屍體都撕成了碎片，無法辨認，所以至少從理論上說有這種可能。）

這個傳聞很可能是薩拉米傳奇的延續，表達了人們對傳奇人物的良好願望。尤其是對一個活著時就充滿了神秘感和曾經多次死裡逃生的人來說，就更是這樣。同時，如果薩拉米那天不在客貨兩用車裡（這是慣用的欺騙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稱他已經死了，那就有原因了。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來說，沒有什麼辦法比讓以色列人相信他們已經成功地把薩拉米殺死了更讓他安全。而對“穆薩德”來說，他們也許想讓巴勒斯坦人相信，你們讓以色列誤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這樣的話，如果薩拉米還活著的話，他就會有一種安全感，但實際上這只是假象。

眾所周知，在兩個對立的情報部門中這種欺騙的伎倆一直存在——不過，這也是事實，即，不管現實多麼錯綜複雜，傳聞比現實更為複雜。惟一知道的事實是，薩拉米的汽車確實爆炸了，車裡的幾個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開的立場都是，這位恐怖組織頭子是其中之一。

在敘述那些從本質上來說屬於秘密進行的活動時——後來提供給記者的那些資料也許只是為了糊弄人——一個人說自己收集的資料比別人收集的資料更為精確是輕率的。

當邏輯和常識不能用來檢驗被報道事件的真實性時，難度就更大了。因為即使最不符合邏輯和最沒意義的報道都可能是事實。在政治恐怖活動中尤其如此。這裡只舉一個例子。認真負責的法國新聞記者賽吉·格魯薩德認為馬哈茂德·漢姆沙裡要為“處決”威爾·茲威特負責，因為那是“黑色九月”組織其中一次行動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他的訊息來源通常是可靠的。而這條訊息恰恰不實——假若漢姆沙裡和茲威特是並肩戰鬥的同志，那顯而易見就不可能是這樣——但在1973年格魯薩德第一次報道的時候，以為恐怖分子們喜歡因為派系鬥爭而互相殘殺，所以當時這個訊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為謹慎起見——不是要提出跟其他報道相反的說法，而是出於興趣——我覺得還必須指出幾點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聲稱給慕尼黑慘案以後進行的這次反恐行動取了一個代號，叫“上帝的憤怒”——這次行動幾乎全部是由西方記者報道的，他們是克萊爾·斯特寧、埃德加·歐巴藍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羅納德·佩恩和大衛·B．汀寧等等——我認為這個代號也許是事後發明的，不是西方記者發明的就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以色列人發明的。根據我掌握的資料，當時執行這次任務的時候還沒有使用這個代號。（有趣的是，兩位以色列作家，邁克爾·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在他們的書中都沒有提及這個代號。）

“邁克”、“塔瑪爾”、“喬納森·茵葛彼”這些代號——有幾個作家在描寫暗殺茲威特和布迪亞的行動以及利勒哈默爾事件時都用到了其中一個或幾個代號——我不這樣認為。在利勒哈默爾時，也許有一個特工使用了“茵葛彼”這個假身份，但是沒有人使用這樣的假護照，無論是在羅馬還是在巴黎都沒有。“塔瑪爾”——大概是突擊隊長的漂亮的金髮女友。根據描述，她也參加了襲擊茲威特的行動，在利勒哈默爾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