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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和質疑並不是毫無根據的。阿弗納在倫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蹤了。緊接著，三個特工一個接一個地被恐怖分子殺害了。第一個特工死在恐怖分子僱來的女人設下的溫柔陷阱裡。第二個特工在研製新式彈藥時被神秘地炸死。第三個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裡散步時遭人暗算。阿弗納雖然感到震驚、憤怒，但在強大的、無形的恐怖勢力面前，卻又無可奈何。連是誰殺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別提報復了。阿弗納更加困惑了，既對同伴們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對這種迴圈往復、無休無止的復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這種困惑，堅定了他後來離開特工組織和選擇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的決心，從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贖。

表面上，三個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殺害的。但實際上，殺害他們的恰恰是這種困惑。隨著暗殺行動的連連得手，特工們變得神情恍惚，舉止古怪，神秘莫測。看著一個個生命倒下去，他們變得越來越沉默、惶恐與不安。他們心灰意冷，疑心越來越重。他們隨身帶著槍，充滿了殺氣。這種困惑無法與外人言說，不能向家人傾訴，害怕與同伴溝通。孤獨像一張巨大的、無形的網把他們緊緊籠罩。他們變得孤僻、厭世、迷惘，甚至絕望，於是企圖從女人身上、從工作當中、從全神貫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絲慰藉，結果卻為恐怖分子所害。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交代三個特工到底是誰殺死的，不僅沒有交代，還大肆渲染，故佈疑陣。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特工們正是死於這種困惑呢？困惑久懸不決必成困境。特工們走不出困境，只有走向毀滅。

拜倫說：復仇是一盤菜，最好等冷卻之後再來吃。復仇也許是一盤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靈魂的冷血殺手才行。否則，即使冷下來的菜也吃不下去。《復仇》中的特工們都是有血有肉的熱血男兒，他們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家人。於是，死亡似乎是他們的惟一選擇。

沒有走向毀滅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納最終離開以色列去了紐約。他不能找工作，因為他不是美國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從墨西哥來的非法移民一樣，成了美國龐大的地下經濟中成千上萬的從事低階工作的外國人中的一員。但他不認為這是剝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開計程車或刷房子得到的錢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時間比他們長。正是在開計程車或刷房子的時候，他慢慢意識到，這些是他可以幹一輩子的活。

每次看見父親坐在摺疊躺椅上，半睡半醒地夢想著紅寶石，等待電話鈴響的時候，阿弗納就慶幸自己終於走出了復仇的怪圈。這種覺醒來自於他對復仇行動的作用和意義有了比較透徹的了悟，來自於他對人生不可擺脫的荒謬的認識。他認識到，復仇根本不能最終消滅恐怖分子，也無法消滅世界上的恐怖活動。一個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個恐怖分子又會像指甲那樣很快長出來。當籠罩在神聖的國家使命上的面紗被撕下來以後，現實露出了它本來的面目。用暴力來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現實的，它除了能引發新一輪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動之外，還把復仇者擺到了與恐怖分子同樣殘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變成一丘之貉。隨著現實本來面目的逐漸顯露，復仇者內心的動力漸漸消弭了。

《天譴行動》無疑是一場悲劇。正如其他悲劇一樣，它解決不了現實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殘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衝突。它是悲劇創作者情感的表達，同時也以“同情”的方式引發接受者情感的表達。這種表達是情緒的宣洩與淨化，也是對處於悲劇困境中所顯示出來的生命力量的哲學思考。在這場“有價值的東西被撕毀”的悲劇中，毀滅的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都應喚起我們對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和尊嚴的重新審視，對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質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與大多數以線條流暢、設計巧妙為特點的現代自動步槍比起來，卡拉什尼可夫自動步槍看起來敦實堅固。這種被正式命名為AK47的攻擊步槍，據說是由一位西伯利亞農民發明的。至少圍繞著這種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傳說是這樣。它簡單粗糙，長三十四點二英寸，槍托和握把是木製的，深黃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屬的，暗灰色，中間也是金屬的，是後膛和扳機。彈夾向下，呈弧形，可裝三十發七點六二毫米的子彈。短導程子彈可穿透鋼板。若設定於自動開火狀態，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鐘內射出一百發子彈，初始速度為每秒兩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時一千六百英里。許多國家都生產過這種槍。近距離使用時，它可以將一個人一分為二。

1972年9月5日，幾支卡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