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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軾所云：四川近經丈量，逃亡遷徙，事故紛然。究竟田土難於一一清理。＇8＇

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軾“民間田地丈量首報，宜一併永遠停止”之疏，至乾隆四年被奉旨提交總理事務王大臣再度密議，遂於乾隆五年決定，零星地土，免其升科。＇9＇

九月己巳，因豫省地土，可改水田者尚多，但須題請加賦，是以因循觀望，又諭：

嗣後有情願將旱田改作水田者，悉從其便。錢糧仍照原定科則徵收。

儼然不再增加田賦，對新墾土地的申報，也採取不積極的態度。＇10＇自乾隆元年始，《實錄》中不再記錄全國耕地數字，而其他官書（《皇朝文獻通考》等）所載耕地數字，也幾乎不再增加。＇11＇

嗣為十八直省制訂免科細則。凡新墾山頭地角零星土地，及其成片但不及一定畝數者（一般為一二畝，高不過五畝十畝，亦有科則上下、水田旱地之分），皆免其升科納賦。＇12＇清人王慶雲說，“初，猶限以畝數”；乾隆十一年，以廣東高、雷、廉等府所墾本非沃壤，十八年以瓊州海外瘠區，三十一年以滇省山頭地角尚有曠土，“皆聽民耕種，不限畝數，概免升科。不特無催科之擾，而並免查勘之煩。”＇13＇

因為長時間以來從未進行過全面的土地清丈（除個別地方以外，其效果亦不佳），以及奉行以“原額”為準的徵稅原則，就從根本上註定了清代中國各省耕地數字的不準確性。結果，不但清代以前，即清朝以後，中國耕地數字始終是一筆“糊塗賬”。至此，政府已失去了進一步行動的目標，努力也走到了盡頭，適時地改變政策，也就成了勢所必然。它既非空前，也非絕後。倒不妨說，恰反映了中國政治自古以來的一貫作風。

並最終認定：

（現今）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14＇

如果說耕地已經開發殆盡，那將如何謀求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遠不足以解釋其農業總產量的提高，又應從哪些方面去尋求這些方法和原因？這些還是中國曆代沒有遇到過，而其後也會一再遇到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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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王業鍵的研究。

＇2＇　參見珀金斯的研究。

＇3＇　袁枚：《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4＇　“請核實地畝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清史稿·曹一士傳》。

＇5＇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諭，《高宗實錄》卷4。

＇6＇　關於廣西“金鉷案”的研究，參見羅威廉：《政府與土地——1723…1737年廣西開墾研究》（《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和衛國：《從廣西捐墾案看清代墾政》（碩士論文，2005）；宋玥：《陳宏謀的三大案》（碩士論文，2011）。

＇7＇　《朗潛紀聞·三筆》卷3。

＇8＇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二九冊，338…341頁；又，乾隆八年十月，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請清查欺隱，得旨：寧可留有餘於小民，不可為錢糧起見。況所加者，又不過太倉一粟，九牛一毛哉。

＇9＇　乾隆五年七月甲午，《高宗實錄》卷123。

＇10＇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江南道監察御史金溶奏“陳培國脈裕民生六項事宜事”：（聖祖仁皇帝）決定編審所添之丁，永免完納丁銀，請援照此例，令地方官鼓舞窮民，令其開墾，明白曉諭，概行永免升科；不過，他依然希望新開墾土地數字能夠繼續報告上來，申妙同學提供的檔案史料（04…01…35…1381…006）。

＇11＇　參見梁方仲編著《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乙表61。

＇12＇　詳見《清朝文獻通考》卷4。

＇13＇　《石渠餘紀》卷4《紀勸墾》。

＇14＇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戊子諭，《高宗實錄》卷978。

5。永不加賦政策的完結

被邊緣化的傳統政策，除土地開墾以外，還有傳統的賦稅蠲免政策。

清人入關之始，即揭示了“不加賦”政策，並作為一條“祖訓”留存下來。但苦於戰時經費不足，三藩平定以後，方得以實施。僅康熙一朝，即免除稅銀一億四千萬兩有餘。

康熙五十一年，決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把丁銀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