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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諭：

事當據理據實，慕虛名而為多損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則經事久而見理真，不為此矣。

乾隆初年的“糧政事件”就這樣中止了。它前後貫穿了乾隆初政十幾年時間，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以致粗看起來，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清代史書中幾乎沒有關於此事的記載。又像是有人蓄意隱瞞，清廷檔案缺失最嚴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這一段了（比照前後兩個時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從此，皇上放棄了他“迴向三代”的宏大目標。一個常人對於普通的“失敗”都難以接受，何況關乎到他——要知他雖未經民選，卻是抱著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負，而充滿自信的走上這個位置的——的畢生事業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歷史是一個大整塊，在“乾隆十三年”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敗的原因，也很難說哪一個是帶有決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說，糧政困擾是時間更持久，層次不同，或者也是更應引起我們重視的一個政治事件。它的一“進”一“退”，都亟富有意義。

皇上也多少意識到了，這一“退卻”決非無謂。他後來追述說：乾隆初年，打算充盈倉儲，一舉解決糧政和糧食問題；實行一個時期以後，“旋因市價增長，即令停罷”。開始認識到，“陳編所載餘三餘一之文，固為足食本計，第在當時原屬地廣人稀，又列國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勢變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間”，政府“臨時善為補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無他一勞永逸之計也”。＇21＇

又說：“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誠不易之論”；若“舉身家衣食之切務，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濟之？”＇22＇“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後，還說：“（米糧）何如留於閭閻，聽其自為流轉？”＇24＇米糧盈絀，“總在轉運流通，源源接濟，方不致市價騰湧”；“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25＇

當時還很少人認識到這一高度，唯袁枚批評流民留養資送制度時說：昔日“病在恩之過少”，今之“病在恩之過多，遍地皆賑，故轉而生遊惰之志”，與其如此，“何必紛紛官辦”？＇26＇

由此可見，乾隆十三年糧政決議的真正含義，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轉變，而並不在於糧政一個方面，以及國家糧食儲備的數量多少，更不是為節約錢糧起見，或為一時的財政緊張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後，隨著糧政方針的改變，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現了政策的“收斂”。

如何定義這一個“收斂”和確定它的範圍？糧政無疑是首要的一個，其中包括捐監的停止，＇28＇流民留養資送制度的廢除，＇29＇菸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還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買蝗子等“非概可經官辦理”者；＇31＇

改商業貿易之官辦者為“仍令商辦”，“而官為總攝照看”；＇32＇對蒙古開墾釋出嚴厲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歸公”以來增加的地方行政開支；＇34＇

定滿洲相殺例，於秋審時俱入情實；＇35＇

停止由大學士、九卿通行甄別現任科道；＇36＇

著停止進呈經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題本，“以示行簡之意”。＇38＇

恢復屢次免除的米豆關稅；

定關稅贏餘，一照雍正十三年額；＇39＇

停議改鑄錢文，“以不治治之”；＇40＇

從初期對天主教較為和緩的做法，改為厲行禁止傳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動帑官辦，（南岸）不若酌從民便，聽其自為修補；＇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則出現了不思進取，得過且過一類的現象，……等等。＇43＇

皇上為此也得到了不少經驗教訓，其中之一，就是經過十幾年的執政，有了更多的實際經驗。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諭：

蓋執兩用中，必隨時訊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而不忍，寧失之寬。今閱歷既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舍，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非有意從寬，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