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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意從嚴。且非前此從寬，而今又改為從嚴也。此中斟酌苦心，眾人安能盡喻，是以詳悉諭令知之。

所謂“閱歷既久，灼見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務虛名而受實禍”云云，＇46＇大約也都是指這一類情形。

“收斂”的那些內涵是很難用由“寬”變“嚴”來解釋的。儘管由寬轉嚴是一個確實存在的現象，“寬嚴之辨”也成為一個被多次議論的話題。

不過，乾隆初期並不是一味從寬，只寬不嚴的。比如，處死曾靜、張熙，比乃父可是還要“嚴”了；甄別僧道，也不能說就是“寬”；對於“聚眾”，始終都是“嚴”的；在擴大倉儲上，更有許多地方“嚴”過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諭：

總之辦理事務，寬嚴當得其中。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朕降此旨，非於即位之初申飭諸臣以示威，欲其畏懼也。

明擺著是有其“嚴”的一面，並申明必要時還須用“嚴”的。乾隆元年以後，即發生若干從嚴的例項，五月庚申諭：

朕御極以來……去其煩苛，與民休息，並非寬縱廢弛，聽諸弊之叢生而置之於不問也。而內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謂法令既寬，可以任意疏縱，將數年前不敢行為之事，漸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寬大之勢。《傳》曰：寬則得眾。《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為心，豈肯因一二無知之輩，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貴得中，若於玩法之徒，亦用其寬，則所謂稂莠不除，將害嘉禾。倘不速為整理，恐將來流弊，無所底止。是以近日處分臣工數案……

為治之道，固當如是。朕豈忽變而為嚴刻者哉……總之治貴得中，事求當理。不當寬而寬，朕必治以廢弛之罪；不當嚴而嚴，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則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寬惠之澤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諭：

近來鄂善、喀爾欽、薩哈諒及趙國麟、盧焯等案，皆朕準情酌理，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為涉於嚴峻。即進言進講諸臣，頗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寬大為敷陳者，則外人之議論可知矣……

從古帝王，以優柔寡斷而致敗者恆有之，從未有振綱肅紀，生殺予奪，大權不移而致敗者也……夫栽培傾覆，惟人自取。或寬或嚴，總歸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見不可無。朕豈中無主宰，忽然而寬，忽然而嚴者乎？……

若有意從寬，必且流為市恩姑息而失寬之正。則所謂寬者即嚴之因，而所謂嚴者即寬之害。是則有意從寬，尚且不可矣，而況有意於嚴乎？

表明對於貪官，從立法到執法都是“嚴”的；而對那些部院堂官、督撫大吏，也經常嚴加訓斥。諭：

朕並非優柔無能之主，諸臣若少錯會意，致趨廢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問。＇48＇

又於《漢元帝論》中寫道：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柔懦者，或權臣、或國戚、或宦寺、或女謁，大權一失，威福下移，身雖苟安於一時，而至子孫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寬嚴相濟”的詞語。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現為一種政治手腕—權謀層次的東西，一種行政作風的區分。因為在實際政治中，一味寬柔勢必啟臣下窺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諭所云：

目前奏摺諸臣，一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再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夫不論其與吏治民生，有益與否，而但覘上之意，以為奏摺辦事之張本。

元年五月戊午諭：

朕御極以來，所辦之事，雖有數件從寬，特因體恤下情，於應從寬者始行從寬耳，……朕諄諄訓誡，而諸大臣等不能仰體朕意，惟逞私臆揣測。

並於日後在《御批綱鑑》中說：

倘滑吏刁民窺見意旨，交通惑聽，流弊伊於何底？＇50＇

宋神宗勵精圖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說雜沓並進。漸至海內棼然，民生重困。蘇軾雲：待事之來然後應之。深得致治大體，不止為當時藥石。＇51＇

終於透過實踐體悟到“《傳》雲：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53＇事前不存臆見於胸這樣一些道理。＇54＇

不過，這樣的“寬嚴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寬政”，已不是同一個層面上的東西。他在《經筵御論》裡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