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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審案局，處理殺人案件就地處決，是對湖南司法機關（提刑按察使司）的公然蔑視和侵越；讓“大團”和綠營軍一起操練，這是對提督權力的蔑視與侵越。他在官場多年，當然懂得權力界限和運作方式，為何還要這樣做，一是有張亮基的支援；二就是，認準目標不顧一切的性格。在他看來，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利國利民的，所以承受任何風險都無所謂。

張亮基走後，繼任巡撫的叫潘鐸，潘鐸和新任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長）徐有壬以及按察使（司法部長）陶恩培對曾國藩是一肚皮不忿。曾國藩心知肚明，但卻假裝不知，依舊我行我素。

四人的爭吵就成了家常便飯，但每次都是曾國藩勝出。因為每當三人輪番向他攻擊時，他用沉默應對，正襟危坐，閉目養神。三人喊得唇焦舌敝，四處找水喝時，他才慢悠悠地站起來說：“三位慢喝，我要去練兵了。”

就當三人對曾國藩時刻咬牙切齒時，領導班子又發生變化，張亮基之前的湖南巡撫駱秉章捲土重來，再成巡撫。駱秉章比潘鐸的度量大那麼一點，並不太為難曾國藩，但也不給曾國藩好臉。曾國藩也不攀附他，只用一顆平常心對待。

曾國藩並不擔心三人彈劾他，因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經過咸豐批准的，這就叫胸有成竹。但事故沒有發生在湖南三大員那裡，而發生在湖南軍界。

按常例，清帝國各省綠營兵受總督管理，巡撫以及其他文官，如果不掛提督銜，是無權干預綠營軍務的。曾國藩是個四不像的團練大臣，更是沒有資格。可他非要有資格，初到長沙，順利把“大團”插進綠營軍中後，他就在綠營中聘請教頭操練“大團”。其中有位教頭是綠營中的低階軍官，滿人塔齊布，此人英勇果敢，沒有綠營軍官的腐敗習氣，所以很得曾國藩賞識。

塔齊布多年來在軍營始終不得志，終於盼來了曾國藩這個大貴人，自然全力以赴幫曾國藩。曾國藩也沒有辜負他，一個月內，連上三道奏疏保舉塔齊布。於是，塔齊布由一個默默無聞的低階軍官一躍而成為參將（僅次於副總兵）。塔齊布的升職讓原本是民兵部隊的“大團”有了正式軍官，對於後來的湘軍而言，是個質的飛躍。

塔齊布對曾國藩是感恩戴德，所以訓練起“大團”來使出了吃奶的力氣。在他的精心訓練下，“大團”頻頻出動剿匪，1853年5月，“大團”出了湖南奔赴江西，和太平軍狠狠打了一架。雖然羅澤南的幾個門生都陣亡，可曾國藩卻喜出望外，因為“大團”可以獨立作戰了。

這場戰役也讓“大團”在湖南長沙的綠營軍中聲名鵲起，綠營軍本身不能打仗，所以看不得別人能打，雙方摩擦起來，火星在飛速醞釀中。

讓火星迸出的是曾國藩本人。他以團練大臣的身份對湖南軍界釋出一道命令：駐省正規軍每三、八兩日要與“大團”一起會操。駐長沙的綠營兵軍紀敗壞透頂、四處擾民，曾國藩要這些人會操為的是對他們進行紀律教育，目的是喚醒他們的良知。每當會操時，曾國藩站在高處，喊破了嗓子呼喚他們的良知，可綠營兵的良知關起門來睡大覺。

曾國藩相信只要功夫深，鐵棒能成針。精誠所至，金石都會開。他讓綠營兵加班聽他的教誨，真是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像教育自己不成器的兒子。曾國藩不明白一點，別和豬談哲學，你浪費時間不說，豬還不高興。

1853年夏，長沙酷熱如下了天火。最熱的一天，曾國藩下令綠營兵在操場集合，他要文化育人。長沙政府軍福將清德忍無可忍，站在軍營前罵街。曾國藩不動聲色地聽著清德扯著破鑼嗓子罵街，過了好一陣，悄無聲息。曾國藩擦了把汗，坐到桌前寫信，信寫給湖廣總督張亮基，內容是商討彈劾清德。這自然而然地就得罪了巡撫駱秉章。第二天把信一送出，他又釋出命令：“綠營兵在操場集合，我要文化育人。”

清德照例又站到軍營門口，破口大罵。由於昨天傷了嗓子，所以今天的罵街沒有持續多久。但今天和昨天不同，清德罵完後沒有進軍營，而是跑到了湖南提督鮑起豹那裡，滿臉通紅、沙啞著嗓子說道：“沒法活了。這麼熱的天，他居然還要訓話，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嗎？”

鮑起豹拍案而起：“曾國藩這廝，拿雞毛當令箭。傳我話，以後誰他媽敢去操練，就宰了誰。”鮑起豹因在之前的長沙保衛戰中立下犬馬之勞，所以越發剛愎自用，不可一世。而清德也是狗仗人勢，得了鮑大人的“雞毛”，膽氣沖天，就在軍營前大聲宣傳了鮑起豹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