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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他的心學：心學卻能讓人有一個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歡談仙佛，並且以獨到的見解對王陽明說：“佛教以超脫生死來勸人信奉，道教以長生不老勸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幹壞事，究其本質，也是看到了聖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誰要做官，可經科舉考試，可由鄉里推舉，可借大官綠蔭，同樣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會接納的。道、佛到終極點，和儒學大致相同。後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聖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聖人的本意，從而使儒學變為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到底不免發展為異端。從事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的人，終身辛苦勞碌，毫無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慾，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學者不必先去排擠佛、道，而當篤志學習聖人之學。”

王陽明很不贊同：“你所講的大體正確，但說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們理解有失偏頗。至於說到聖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貫穿，首尾相連，怎會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輕時在聖學上不用功，轉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覺悟不對。後來在龍場終於發現聖學，懊悔錯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學和聖學只是一張紙的距離，所以不容易辨別，只需要立志於聖學，將來必能看透。”

那麼，一張紙的厚度到底是什麼呢？

王陽明極力指責佛教：“佛教徒擔心父子連累他，就離開父子；擔心君臣連累他，就離開君臣；擔心夫妻連累他，就離開夫妻。佛教徒總說自己不執著於‘相’，其實這些都是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們儒家，有個父子，就給他仁愛；有個君臣，就會對他忠義；有個夫妻，就給他禮節。什麼時候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這張紙的厚度就是責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沒有。簡潔地說，王陽明心學是一門要人去外面建功立業的學說，而佛道是龜縮避世的學說。

但是，他雖然對佛道二教如此恩斷義絕，可他思想的靈魂書《傳習錄》中到處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覺”“無善無惡”，道家的“聖胎”，特別是下面這句話：“良知就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濟，不可謂典要。”這簡直就是把道家的語境生吞活剝過來的。

問題是，從一頭老虎的胃裡發現了幾塊狗肉，你能說老虎是狗嗎？

1515年農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來潮，準備舉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陽明就寫了一道奏疏《諫迎佛疏》。他說，佛是夷狄的聖人，我們中國的聖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萬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國教化萬民一樣。但陸地行走要用車，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陸地上，寸步難行，把車推進水中，必然下沉。我擔心佛來到中國會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捨近求遠？他又說，佛固然有不惜身體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們儒家的聖人，諸如堯舜什麼都不用做，只是端坐那裡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棄完美的先賢，去追求夷狄的聖人呢？

這封奏疏並未呈遞朱厚照，王陽明寫完後就把它收了起來。與其把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議書，倒不如看作是他對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適合中國，也就不可能是聖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陽明在北京、浙江餘姚和南京之間來回遊走，他雖然有官職在身，但始終把講學當成第一要務。而且專挑山水秀麗之地，和弟子們一面遊覽山水一面講學。這種在山水之間講學的方式成了王陽明講學的一大特色。他的學生越來越多，學生裡的高官顯貴也越來越多，當時的組織部部長（吏部尚書）方獻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當初經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滅了。因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成為聖賢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陽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謂造物弄人，你越是拼命追求的東西越是不來，當你不想它時，它卻撲面而來。1516年農曆九月，他建功立業的機會來了，這一年，他已四十五歲，如果從他有“經略四方之志”的十五歲算起，這個理想的實現足足晚了三十年。

貴人王瓊

1516年農曆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禮儀部候補大臣（南京鴻臚寺卿）王陽明為都察院副院長（左僉都御史）。這並不是中央政府的目的，目的是要他巡撫南贛。有一點需要注意，“巡撫”並非是實官，而只是一個差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