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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此後明帝國對安南的態度，解縉的那番話始終是基調。但對有些雄心壯志，並瞭解帝國曆史的人來說，安南始終是他們心上的一個痛點。

桂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桂萼不但有這樣的雄心壯志，而且還有犀利的政治眼光。他認為莫登庸打內戰至少要打上三五年。這三五年間，中國軍隊完全可以先幫黎氏打垮莫登庸，最後再消滅黎氏。

桂萼大概和朱厚熜提過這個計劃，但朱厚熜一口就否決了。打仗需要錢，而現在中央政府沒錢。這從王陽明在江西南部剿匪時，官員們競相上奏章盛讚王陽明就能看出，很多奏章都重點指出，王陽明的功績不僅僅剿滅了多年的匪患，還因為他只花了很少的錢。

桂萼雖然遇到挫折，卻沒有放棄這一想法。他後來強烈建議起用王陽明，無非是想讓王陽明平定廣西匪患後乘追擊殘匪之機南下，收服安南。楊一清看透了桂萼的想法，同時也確信王陽明不可能執行桂萼的計劃。很簡單，王陽明是個極能審時度勢的人，絕不會打沒有把握的仗。一旦真的進入安南戰場，王陽明沒有必贏的把握，到那時，本來就受到多人非難的王陽明，肯定成為眾人的靶子。王陽明不會做這種蠢事。

桂萼認為自己的權威會對王陽明產生影響，所以他讓朱厚熜在1527年農曆六月下旬再向王陽明發出旨意：必須立即啟程去廣西！

王陽明接到聖旨後，無可奈何地嘆氣。他轉身對弟子們說：“看來廣西是非去不可了，不過你們看我的身體，還有活著回來的機會嗎？”

弟子們的鼻子一酸。王陽明開始劇烈地咳嗽，整個伯爵府的一草一木都能感受到那來自他肺中的疼痛。

走在成聖的路上

王陽明在1527年農曆七月初接到中央政府要他去廣西的聖旨，直到十一月二十才到達廣西梧州，險些走了五個月。從浙江餘姚到廣西梧州在有路可走的情況下，距離大概是1600公里，一天即使走二十公里，三個月也足夠了。王陽明走得這樣慢，大概有三個原因：第一，他的身體狀況不允許，當他離開浙江餘姚時隨身帶著一位醫生，他當時已不能騎馬，只能坐轎，他在這段時期給弟子們的信中經常提到他患了可怕的痢疾，廁所成了他待的時間最長的場所之一；第二，他在沿途各地都做了停留，和他的弟子們聚會講學；第三，多年對他不公正的風風雨雨消磨了他的鬥志，他已不可能擁有當年去江西南部剿匪時的朝氣，急如星火地上路。

他離開餘姚前，發生了王陽明心學史上最光彩奪目也是最後的一幕：四句教的解析。“四句教”全文如下：“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的兩位弟子各持己見，王陽明詳細地向他們做了解析。

很多王陽明心學研究者都認為“四句教”是王陽明心學繼“致良知”後的又一次昇華，不過我們不必看王陽明的解析，只在這二十八個字上望文生義，就可以發現，它可能僅僅是王陽明致良知的一個程式，也就是面對一件事時如何“致良知”。用一種不客氣的話來說，“四句教”被後來王陽明心學的服膺者們極不明智地誇大了。

我們以一個例子來說明下。假設我們坐在天空下，只是沒有目的地望著天空，這個時候，我們的心就是“無善無惡”的。但當天空一顆隕石正墜向一個熟睡的人時，我們的心馬上就會動起來，這是“意之動”。我們的心動起來會產生兩種“意”，一種是善意，一種是惡意，所以這時就有了“善惡”，善意是，及時提醒那個即將被砸的人，惡意是，看熱鬧。這兩種“意”，是善是惡，我們是如何區分的呢？我們憑什麼說看熱鬧那個意就是惡的，提醒那個意就是善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良知能知善知惡。那麼，我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為善去惡”，如果只是知道善意和惡意，卻不去行動，那也不是致良知。所以，我們必須提醒那個睡覺的倒黴鬼，有石頭要砸你，趕緊起來。這就是“格物”，也就是王陽明說的“煉心”，它煉的就是我們那顆慈悲的心。我們要經常實踐自己的善意來煉心，把自己的心煉成仁者的心。長此以往，我們就會成為偉大的人，因為孟子說了，仁者無敵。

“四句教”解析在王陽明心學史上被稱為“天泉證道”。王陽明一生中共證了三次道：一次是貴州龍場證出了格物致知的靈動之道——心即理；第二次是在江西南昌證出了“致良知”；第三次就是這次在浙江餘姚證出了“四句教”。實際上，三次證道都是在加強它心學的“良知”宗旨，異曲同工，根本談不上是飛躍或者是變道，尤其是“四句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