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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個名詞，叫“犯罪預備”，講的是，一個人為了犯罪做了種種準備，但因為某種原因（外部原因：風聲太緊，或內部原因：良知發現後加以制止）而停止了犯罪行為。

王陽明談到的問題就是客觀版的“犯罪預備”。你在頭腦裡不停地產生那些私慾，其實就是在為犯罪做準備，即使你永遠不會去實踐，可在你的心中已經實現無數回了，你已經把你的心變成了一個罪犯。

如果我們的心是個罪犯，那我們的這個軀體恐怕也好不到哪裡去。

既然知道了一念發動時就是已經“行”了，我們該如何做呢？

王陽明的方法就是，只要有一個惡念湧上心頭，馬上就把它克掉，絕不能讓任何一點惡念留在心頭。

怎麼克掉惡念（私慾），那是我們在致良知中要講的問題。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提“知行合一”和提“心即理”的思想一樣，都是告誡我們要防範，希望我們能時時警惕我們的私慾。

這種諄諄告誡隨著地球轉動和光陰荏苒，漸漸地銷聲匿跡，“知行合一”留給後人的只有“實踐和理論”的淺薄表演。

實踐出真知

實踐出真知，並非是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精華，至少不是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本意。有一點需要注意，王陽明提“知行合一”是從其心學磐石“心即理”衍生來的。也就是說，提“心即理”是為了讓人心理合一，言行合一，那麼，“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有這方面的提示。你很難想象，一個“知行不一”的人在和別人打交道時的成敗如何。

王陽明說，想要知道西紅柿的味道，就必須要去吃。這就是“實踐出真知”，不過這可不是他的發明。穿越到他說這句話的幾百年前的北宋後期，程頤的哥哥程顥正在給他的弟子上課。他的弟子突然說：“我出現了幻覺，看所有的東西都是獅子，我恐懼獅子，都快恐懼死了。”程顥問他：“你現在看我是什麼？”

這名弟子渾身發抖，臉色蒼白，說：“獅子。”

程顥向他招手：“來，撲我。”

這名弟子不敢，程顥大喝一聲：“過來抓我！”

這名弟子硬著頭皮、咬著牙撲過來，發現程顥只是個人。後來，他用這種方法，見到“獅子”就撲上去，漸漸痊癒。

這就是實踐出真知。

有人每到晚上就怕鬼，於是請了位道士驅鬼。夜晚來臨，道士沒有設壇作法，卻把燈滅了。客戶大叫起來，聲音悽慘。道士抽了他一嘴巴，讓他冷靜下來，問他：“哪裡有鬼？”客戶捂著半邊臉，指著床下。道士擦亮火石，塞到客戶的手中，大喝：“去看！”

客戶不肯，道士連踢帶踹地把他逼到床邊，他只好掀起床簾，當然，下面除了他的臭襪子外，什麼都沒有。

這也是實踐出真知。

程顥認為，理學家修行的法則是坐在那裡莊敬持守，這很不對，應該去實踐，莊敬持守才有意義。明朝的理學大師吳與弼是最先提出“知行合一”這四個字的人。他每天凌晨起床後就開始不停地勞作，一個人頂十頭牛。他對弟子們說，上天賜給我們一副軀體，就是讓我們來實踐的，不要坐在那裡枯想，要去實踐中學得真知識。

他重視“實踐”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反而把“知”這一塊淡化了。我們今天看吳與弼的思想手冊，發現幾乎全是空白。他的修行手冊中記的最多的是對基本物質生活的關心，比如他記載了這麼一件事：天降大雨，房屋漏水，他就在大暴雨中爬上房頂去修葺。每當他看到弟子拄著鋤頭在歇息時，他以為人家在發呆，就偷偷地湊到人家耳邊，使出吃奶的力氣大喝一聲：“咄！如此懶惰，死後有何臉面見程頤、程顥？”

實際上，從“知行合一”衍生出來的“實踐出真知”根本算不上理論，它只是一個常識。詩人陸游就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無數的人都說過實踐的重要性，這正如餓了吃飯、困了睡覺一樣，你能說這種基本常識是理論嗎？況且，有一個例子就完全可以推倒“實踐出真知”：人人都知道屎難吃，可有幾個人吃過屎？

王陽明就能解釋這個例子：我們心中的良知是無所不知的，它知道屎難吃，不需要外界的實踐。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精華就是“好好色”與“惡惡臭”，只要我們的心沒有被私慾阻隔，知行就是合一的。王陽明提“知行合一”的苦心還是讓我們在良知上用功，“實踐出真知”不過是個附帶戰利品而已。

但有時候，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