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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語調平靜，好像在預報一陣冷空氣來臨，而不是在講述一場改變人生的悲劇。“那是一個冬天，剛下過一場暴風雪，費城有很多山地，車子就那樣失控，衝下大橋。”

我皺起眉頭。

“因為在那邊沒有親人，至少是沒能找到什麼親戚，我就進了收養所，呆了十年。”

那個女服務員為我們點了單，大聲報了一遍，隨即走開了。

我看著大衛，不知先問什麼好。“你是怎麼……怎麼……？”

“進過收養所的孩子有一種特別的眼神，我隔很遠就能看出來。他們往往耷拉著眼皮看人，不想讓別人發現他們的目光，不想被注意到。他們就只想敷衍過去，不惹麻煩。多莉就有那種眼神，我想自己也有。”

就是因為這個他才一直戴墨鏡嗎？“但你現在已經很成功，完全不像……像你說的那樣。”但願這麼說不會顯得勢利。

“關於這點，我從沒質疑過自己。母親經常對我說，我能夠，不，我一定會實現所有的夢想。她說我是特別的。”他嘆了一聲，與其說是感慨，不如說是呼了一口氣。“我一直深信不疑，雖說後來我也意識到，她這話更主要是說給自己聽的。”

“怎麼說？”

“我就是邪不勝正的證明。在希特勒幾乎殺光了猶太人之後，我出生了，我就是她的勝利。我是一個切實的存在，一個可觸可感的證明——不是納粹，而是她，贏了。她像對待王子那樣養育我，當然不是以物質享受，因為嚴格地講，我們那時是貧窮的。但我擁有無條件的愛，我的一切要求都可以滿足。”他垂下目光。“直到她去世。”

點的菜端上來了。他拿起烤牛肉三明治，大口吞食著，我慢慢地吃一份沙拉。“那十年我不斷地被送去費城的各個收養所，”他咬下一口，說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下巴上的一條肌肉輕跳著。“但我很幸運，拿到了去賓州州立大學的全獎。一年之後，又轉學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後就一直呆在費城。”

女服務員端著一壺咖啡過來，我把手罩在自己的杯子上，但大衛點了點頭，她就倒了一杯給大衛。大衛開啟兩個糖包，倒進咖啡裡攪拌。不管萊爾·戈特利布是怎樣一個人，我想，至少她是個好母親；她對兒子的信念，支撐著兒子渡過了那段充滿孤獨和磨難的少年時期。他撐過來了。還有多莉。

我把自己的盤子推開。“那麼，說說你的計劃吧。”

他啜著咖啡。“我想去找一下警方，看看能不能拿到父親那件案子的卷宗。如果當時負責此案的警察還在世，可能還要拜訪一下他。”

我咬著唇。

“我知道希望渺茫，”他說。“但說不定，他有個兒子或者女兒，他們能記得什麼。”

我搖搖頭。

“怎麼了？”

“找警察沒用。”

“為什麼？”

“他們不會透露任何資訊給你，尤其是，嚴格說來，這個案子還沒結案。”

“但已經過去60年了。”

我聳聳肩。

“你怎麼知道的？”

“幾年前，為了當時拍的一個片子，我想弄到一個案子的卷宗，那時案子還沒破。我嘗試了很多渠道，寫了不少信，甚至還託了些關係，都沒用。他們的理由是，‘我們怎麼知道你不是犯人、或犯人的親友？’我不是犯人，但結果都一樣。”

大衛皺眉。“為什麼會這樣？”

“想想吧，要是卷宗裡有這樣的記錄怎麼辦，比方說警探懷疑史密斯先生殺死了布朗先生，但警方沒有證據起訴他。如果訊息洩露了，不管他是不是有罪，史密斯先生，或者他的下一代，就能以誹謗罪控告警方。當今的世道，人都會這樣做。”

“但我並不想公開這些資訊。”

“跟這沒關係，”我說。“不過，嘿，試試也好，先別太失望。”

女服務員在旁邊晃來晃去。大衛搖了搖頭，她有點失望。“我還想找找認識我父母的人，”他說。“就是說，除了你父親以外。那個你父親的朋友，巴尼，還在世嗎？”

“十年前就去世了。”

“哦。”他啜了一口咖啡。“那麼，我可能會找一下我母親在鋼廠的工友。”

我想到琳達·喬根森，應該把她的名字告訴他；又想到那個萊爾和艾弗森一起的新聞短片；可我什麼都沒說。

“我還可以找找父親的僱主。你父親說他是快遞員？”

“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