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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糧？而且，這麼些東西，攤到十六保的老百姓頭上，一個人還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裡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幫他把這倒黴的號碼調換一下。姐夫說：“換什麼？有花生殼就不錯了。換成別的也無非是穀糠或者麥麩，數量還沒有這麼多呢。”

“報上不是說，政府給了兩億元買糧食嗎？”

“兩億元？七折八扣，到平糶委員會手上就不過八千萬。”

“八千萬也能買不少糧食呀！”

“糧食當然有，過兩天你就可以看見了”，姐夫冷笑起來。

過了兩天，市場上果然有麥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這些麥子在陝西的平糶價是每斤十元，從“河南省平糶委員會”手裡倒騰出來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轉到市場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裡吃得起這個高價糧，只得繼續餓肚子。

餓肚子也不行，國軍來催收軍麥了。

人人都說湯恩伯不服蔣鼎文的調遣，可這次收軍糧，第31集團軍（湯系部隊，總司令是王仲廉）卻最積極了。駐舞陽的十三軍八十九師荷槍實彈、帶著民團下鄉催糧，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紅薯，非要麥子不可。國軍來到保和鄉，王三官磕頭作揖、討饒求情，講了一大堆“海闊天空”的好話。沒有用，帶隊的官長說：“軍令如山，麥子數額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誰不交足軍糧，以漢奸罪論處。”

當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戶的頂樑柱。這下子，遠近五個村子全都炸了窩，哭天喊地地亂成了一團。

大窪村的羅小扁擔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羅大扁擔就來請王三官當中人，他要賣地了，賣了地再去買麥子，贖回兒子。

買方是小窪村的“楊黑驢”。

楊黑驢原本是個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鋼市）燒炭，憑著一頭小毛驢和自己的吃苦耐勞掙下了一份家業。雖然成了地主，可楊黑驢的日子過得比窮人還節儉，人家當長工的一年還吃兩回餃子呢，而楊家每天除了“紅薯糊塗”（用紅薯和大麥熬的湯麵）就是南瓜餅子。他家裡好像從來不做新衣服、也不點油燈，白天衣衫襤褸、晚上黑燈瞎火，用楊黑驢的話說，“是飯充飢，是衣擋寒”、“燈頭亮、屋裡明，照來照去能照窮”，總之是“賺的不如省的穩”。

就這麼著，大災之年，別人傾家蕩產，楊家卻還能置業買地。今年鬧蝗災的時候，家家戶戶的麥子都被蝗蟲毀得精光，可楊家的地裡種的全是紅薯和花生，蝗蟲不吃這些東西，倒讓他穩穩地收穫了一場。因此，現如今，十六保有能力買地的也只有“楊黑驢”一家了。

買賣土地，離不開中人的說合。因為對出賣方而言，賣地是“破產”，一方面急需要用錢，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守不住家業，丟臉、開不了口。所以要請旁人來幫忙討價還價。

擔任中人的經常是保長，除了爭論地價外，還要爭論土地所帶的錢糧數。

“楊黑驢”買地精得很，情願多拿兩百塊錢地價也要把田賦降下來，人家“羅大扁擔”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卻只肯帶下等的田賦（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帶的錢糧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盤拿著田賦清冊和他講了好半天，不管用——楊黑驢的主意很明白：地價是一次性的，而錢糧卻是後代永遠的負擔，“錢糧一分，壓煞子孫”，非要降下來不可！

“羅大扁擔”救兒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應了。

買賣成交，照例是由買主辦宴席，請賣主、中人和該地四鄰土地的主人吃飯，公開證明買賣事宜。當保長的王三官和當“地方”的俞二算盤需要事先寫好地契，註明土地的坐落、面積、四至、所帶錢糧，還要辦理契稅登記手續。

按常理，“置業”請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擺個“八八”（八盤八碗）也要擺個“四四”，可楊黑驢小氣，連白麵烙饃也沒有，上的是包皮饃（在雜糧窩頭的外面裹一層白麵）配蘿蔔絲。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沒說什麼。

正吃著，劉寡婦帶著十歲的兒子來了，一進門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楊家人使勁攆她也攆不走。

劉寡婦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時候，這女人和孩子餓得頂不住，才四十斤雜糧就把僅有的兩畝地賣給了楊黑驢。通常，鄉下人買地，一不買“寡”（孤寡戶的地）、二不願買“絕”（人家最後的土地），因為這種買賣等於是斷了別人的生路，不僅顯得不仁義，而且還容易惹麻煩。可楊黑驢子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