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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聯隊有一千五百多人，聯隊長是松山良政大佐。這傢伙不願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圖一看，發現除了主幹道之外還有一條岔路，心裡頓時充滿了喜悅，舉起指揮刀一指——“開路開路的”。

於是，第六聯隊就成了抗戰史上在貴州境內行進距離最長、走路最辛苦、損失最慘重的日軍部隊。而且，他們到最後也沒能到達獨山。

說來有趣。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日本學界出現一種學說，認為日本的人種和中國的“夷族”有關，具體的說，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許和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有點血緣關係（這種觀點現在還存在，有些媒體還拿它當“新聞”炒作）。因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一些日本的社會學者紛紛跑到中國的西南地區來考察，除了寫論文、還繪製了地圖。

這些日本學者是來研究古人類學和“夷族文化”的，當然就喜歡往蠻荒的村寨裡跑。他們對地名的標註也十分細緻，貴州的偏遠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國自己的地圖上沒有記號，日本的專業地圖上卻有標誌。

日軍的軍用地圖顯然也參考了這些學者的科研成果。於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軍刀一揮，就把第六聯隊帶進了“苗人”的地盤（水族、布依族當時都屬於“苗人”）。

石板寨（貴州叫這個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屬荔波縣的佳榮鄉，現在屬三都水族自治縣的九阡鄉。這是個有著一百多戶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這麼大規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沒有人敢來欺負他們。

可是，日本鬼子卻稀裡糊塗地摸來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讓。

那天上午輪到潘讓在雞賈河邊“看船”。

雞賈河其實是可以涉渡的。但因為是冬季，河水比較冷，所以村民們準備了一隻小船，免得過路的人因為趟水過河、被冰涼的河水弄溼了衣褲。渡船很小，每次只能運送兩三個人，渡口也沒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戶輪流“看船”。如果遇到當值的人家不會划船，可以說幾句好話，請個熱心的小夥子幫幫忙。

潘讓就是這麼個熱心人，他已經是連續第三天看船了。雖然北風吹過河面冷颼颼的，但他的心裡卻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會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揚自己。

上午十點過鍾，河對面出現了四個人。表現能力的機會來了！潘讓趕緊把渡船划過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個人要分成兩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說話，還端著槍。端槍的人潘讓見得多了，那年月，“辦公事的”到苗寨的時候都拎著槍，步槍、手槍就是他們的工作證，不稀奇。潘讓奇怪的是這幾個人的帽子，那帽子的兩邊就像綿羊耳朵一樣耷拉下來，風一吹，“撲楞楞”的響，真是好玩得很。

“辦公事的”不說話，潘讓也就沒說話。當時，他並不知道日本人已經打下了廣西，也不知道日軍已打進了貴州，更不知道眼前的這四個人都是鬼子兵。

四個鬼子過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費的，但最後的一個鬼子兵卻給潘讓鞠了個躬，潘讓也趕緊鞠躬還禮，還高興地笑了起來。

為了這個動作，潘讓後悔了一輩子。

第三十三章

事到如今也沒人知道這四個日本兵到底是執行什麼任務的。從他們前出大部隊的位置來看，可能是偵察探路的尖兵，但是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看，又像是尋找食物的搜查隊。

幾個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鐘，觀察了一下環境，然後就肆無忌憚地進了村子。進村以後不說話也不打招呼，兩個人一組的分成兩隊、到各家各戶東翻西翻。

“苗寨”的建築是人畜混居的。條件好一點的人家樓下養牲畜、樓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沒有牲畜圈棚，豬啊羊啊之類的動物，白天在院壩裡逛來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覺（當初的目的是為了防範野獸，這當然很不衛生，現在已大為改善了）。

鬼子一進門，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臥房、廚房、穀倉以及各“家禽活動場所”裡竄進竄出，整得雞飛狗跳。

村民們很生氣，他們弄不清這幾個“拿槍的”是什麼人。

那時候，包括水族在內的各類“苗民”很少主動向政府納糧交稅，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鄉強行徵收。因此，寨子一年當中被政府搶幾次也是“為國家盡義務”的一種方式，沒有什麼稀奇。可是，以往“徵糧”的時候，“公家人”都要與寨子裡的頭面人物客套幾句、先講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