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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部隊的關係格格不入，動輒就批評其他軍官“很壞”、“賀軍長很鹵莽”。所以，像“苗族老漢”那樣計程車兵，從頭到尾也沒弄清為什麼要暴動，這樣的“起義部隊”，一遇到挫折，豈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領導者，就如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具有“戰無不勝”的先天優勢。在共產黨組織武裝鬥爭的初期，出於幼稚，領導者過多地把希望寄託於“精英”的“驚世之舉”、忽視了爭取基本群眾的支援，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當然難以取得好的結果。

因此馬甲認為，三大起義中，秋收起義的領導水平是最高的，毛澤東對政治的理解遠遠高於當時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由少數人導演、請多數人唱戲，而不是自己入戲、讓別人看熱鬧——得不到民眾的參與，無論再偉大的“精英”、拿著再漂亮的劇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參加“八一起義”的貴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繼續當黔軍，但也有堅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軍一師三團的營長羅統一（貴州鎮遠人，侗族），參與建立了湘鄂西根據地，還成為紅軍的師長，可惜，1932年被左傾分子錯殺了。

說到錯殺，被張國燾殺害的曠繼勳也是貴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當時的地位更高一些，紅二十五軍軍長。

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混得最好的貴州兵應該算是楊至成（三穗人，侗族），1955年的開國上將，軍事科學院的副院長。1927年8　月的時候，楊上將是二十軍三師的連長（也就是“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