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3/4 頁)

的番號，隨即帶領著自己的湘西弟子進駐貴州的銅仁、松桃，這裡是貴州苗族、侗族、布依族居住區，毗鄰四川和湖南。兩年時間裡，賀龍的部隊在這一帶收編各類武裝，從保安團到警備隊，大小通吃，很快擴充為六個步兵團。1926年8　月，賀龍宣佈率部參加北伐，並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黔軍歐百川部又隨即加入該師……可以說，這幾年，賀龍的部隊是透過兼併黔軍武裝發展壯大的。

1927年8　月，“第二十軍”下轄三個師，共計一萬二千多人。這其中有多少個貴州兵，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有個證據可以說明問題：二十軍的三個師，一師師長是賀錦齋（賀龍的堂弟，1928年9　月在“湘鄂邊”為掩護賀龍突圍而犧牲），副師長則是歐百川，貴州松桃人，苗族；二師師長是秦光遠，貴州鎮遠人；三師師長是周逸群，貴州銅仁人。

歐、秦、週三人都是1925年以後才結識賀龍的，彼此共事的時間並不長。按照當時地方軍閥的慣例，再考慮到賀龍的起兵方式，三個貴州人能夠在軍中擔任如此要職，只能說明黔軍人數在二十軍中已佔據了絕對比例。

事實上，三個貴州籍師長也很對得起賀軍長。離開南昌後，歐百川始終擔任“前敵司令”，帶領第一師的兩個“貴州團”衝鋒陷陣、一路打到廣東汕頭，一師的二、三團團長都在路上戰死了。二師秦光遠和三師周逸群也都衝到了海陸豐，直打到部隊解體之後才各分東西。他們的表現比個別“紅色驍將”還要好一些。

歐百川和秦光遠都不是共產黨人，起義失敗後，他倆經賀龍同意，單身離開軍隊回到貴州，後在黔軍中繼續擔任軍職。秦光遠於1940年病死，歐百川則活到解放後，還曾經當過貴州省的副省長。

至於周逸群，就不用馬甲我羅嗦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傑出領導、賀龍元帥的革命引路人。有評價說：“沒有周逸群就沒有賀龍，沒有賀龍就沒有南昌暴動。”當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起義”時，南昌城裡的敵軍主力為：朱培德的直屬警衛團、第三軍第七師（軍長朱培德，師長王均）的兩個團，以及第九軍二十八師的三個團。起義當天，“直屬警衛團”被消滅，七師的兩個團長被朱德請去吃“鴻門宴”，群龍無首，結果被繳械。而九軍二十八師的三個團卻保持了“中立”，沒有做認真的抵抗，這對促成起義成功是有積極意義的。

前面說過，第九軍是道地的黔軍，二十八師的師長是韋杵（貴州安龍人、布依族）。面對二十軍的貴州老鄉，同為黔軍的二十八師持“袖手旁觀”的態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一”當天，韋杵本人並不在南昌（他在九江養病），所以沒有參加起義。起義成功後，“革命委員會”整編部隊，除原有的第二十軍外，把十一軍二十四師升格為“第十一軍”（葉挺為軍長），還把第九軍二十八師升格為“第九軍”，宣佈韋杵為軍長（朱德為副軍長）。這樣，起碼從“賬面”上看，南昌起義的三個軍，有兩個軍是黔軍。

共產黨送給韋杵的這個“軍長”頭銜，當然是空頭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師帶走，但由於韋杵本人不在，朱德副軍長（朱德與韋杵是好友）最終只帶走了一個營。可是，共產黨的這張“軍長支票”卻把韋杵給害慘了，蔣介石愣是把“韋軍長”降為旅長，搞得他再也沒當過比師長更大的官。1950年，韋杵當選為雲南省政府參事，1951年病死於昆明。

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黔軍佔了差不多一半，可翻開解放軍的軍史看一看，貴州籍的將領並不多。這是因為，當時爭取二十軍兵變的關鍵是賀龍本人，所以共產黨把工作重點主要放在賀軍長極其親屬、親信身上，對基層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視。

南昌起義的領導者，從張國燾、周恩來、林伯渠、惲代英、周逸群到朱德、葉挺、劉伯承、聶榮臻、賀龍、陳賡、蔡廷鍇、周士弟……（還不要說在大隊人馬裡跟著跑的林彪、陳毅等人），幾乎集中了共產黨當時的黨政軍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義旋起旋敗，兩三萬正規軍、一大幫聲名顯赫的將領，不到三個月就灰飛煙滅，敗得連還手的力量都沒有。其影響力不如以工人糾察隊為主的廣州起義、其生命力甚至還比不上由一夥農民搞起來的“海陸豐暴動”。現在看來，原因就在於領導者忽視了與基層士兵的團結和溝通——以舊軍閥譁變的方式對抗新軍閥，結果是必敗無疑。

比如，二十軍的一師和二師都沒有建立黨組織，而第三師則是把積極分子集中在一起，不僅沒有對外開展政治工作，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