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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二年，山東流民暴動，群盜蜂起。�

與匈奴的長期戰爭，漢軍節節勝利。特別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戰後，匈奴王庭遠遁貝加爾湖。漢軍已控制過去在匈奴境內的大片地域，漢對匈戰爭由此已由自衛戰爭變成侵略性的。�

持續不斷的對匈奴戰事和開拓西部新疆域的屯戌運動，已變得日益勞民傷財，其意義開始受到質疑。在天漢年間匈奴單于向漢庭示好以後，朝中要求停戰和綏靖的呼聲也高漲起來。�

隨著朝野上下內外批評聲音的上升，衛太子周圍的軍功封侯集團也已厭煩艱苦的遠征。他們的呼聲無疑影響到太子的政治傾向。�

在這種內外形勢下，衛太子提出對內與民休息，停止酷斂，對外與匈奴和解，停止征伐四夷的新政方針。迫於輿論和形勢的壓力，武帝一度也開始考慮是否有必要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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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漢以後，武帝乃以“徵和”為新年號。徵和，有息徵和平之義，也有政通人和之意。以“徵和”為年號，顯然表明武帝也有轉變內外政策之意。此時劉徹已年逾花甲，他將部分權力和政事授予了太子。特別是在他外出巡狩期間，由太子監國。�

《資治通鑑》記“徵和二年”後，武帝“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而太子劉據“性仁恕溫謹”，“寬厚”“守文”，與漢武帝政治風格多有不同。在其主持政務時，對漢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吏”的做法“多所平反”，於是“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

“及太子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顯然，劉據身邊當時已經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而政治觀點與主流觀點不同的人士。�

“上每行事，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對此，瞭解劉徹性格極深的衛皇后知道是不行的。故她常對太子有所規勸，不願他立即改變武帝的既定方針。但武帝知道後，反而說皇后錯，太子做得對。�

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武帝堅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則主張用懷柔之策緩和彼此的關係。武帝已意識到太子政策與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寬慰太子說：“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資治通鑑》卷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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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正是由於與太子政治方針和理念的分歧不斷擴大，武帝晚年以後明顯地疏遠於衛皇后和衛氏集團，轉而移情於其他寵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後是鉤弋夫人。�

衛子夫皇后的名位雖仍一直保持，但貴為皇后想見武帝一面則日漸困難。�

徵和二年（前91年），漢武帝已是67歲高齡，太子也近不惑之年，連孫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繼承皇位的不確定因素卻越來越增多。�

太子與武帝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擁太子和反太子的兩派。“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羽，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隨著時間的推移，武帝與太子間的分歧與矛盾日漸加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開始重新考慮衛太子的繼承權問題。衛青臨死前，顯然已感覺到這一點。對此，武帝與衛青曾有這樣一番談話：�

巫蠱之亂背後的外戚集團鬥爭（3）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漢家諸事草創，加以四夷侵凌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資治通鑑》卷二二。）大將軍頓首謝，衛皇后聞知皇帝的告諭後也為此向武帝“脫簪請罪”。�

武帝還親自安撫太子，“我為其難，你為其易”，你就安心等著做一個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這種極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為代表的反對衛氏集團的一派新興政治勢力看到了機會，乘機挑撥離間。�

政治權力的轉移，對於最高執政者本人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選定的繼承人，也難免面對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況下，心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