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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元年以後，劉徹遂開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把漢朝推上了全盛的時代。在歷史和政治中，時間也是一種力量，劉徹是懂得這一點的。

董仲舒與武帝之元光決策（1）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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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秦漢時代，發生了兩件對此後二千年歷史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一是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的建立。二是漢武帝確立儒家政治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項措施是根據董仲舒的建議而採取的。但是，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歷來一直沒有講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漢武帝在主導了對漢帝國的政治控制權力後，再次詔舉賢良對策。在這一年，他作出了對內外政策進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將親姊妹隆慮公主遠嫁匈奴的同時，漢武帝也作出了準備大舉反擊匈奴的決定。在這一年夏，他派名將李廣和程不識率軍屯駐雲中、雁門，準備大規模對匈奴用兵。在內政上，則銳意發動一場新的改革。史稱這一系列新政為“元光決策”。�

而從理論上和戰略上為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礎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董仲舒。�

當劉徹初次召見董仲舒時就對他說，自從受命登上帝位以來，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覺。“今朕獲承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任大守重，夙夜不寧。”劉徹向董仲舒提出的問題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子大夫其盡心，莫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由此可見，武帝當時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體的政策措施，而是帶規律性普遍性的歷史哲學和指導戰略。也就是要尋找一個既能總結以往歷史教訓，又能解決現實問題，從而保證未來穩定和繁榮的長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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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徹對董仲舒的徵問一共三次，董仲舒連上對策三篇作答。由於對策的首篇專談“天人關係”問題，因此這三問三答以“天人三策”為名而載入於史冊。�

總體而言，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五項重大建議：�

（1）建立明堂禮制，約束貴族行為；�

（2）建立培養官吏的國家太學，從民間選賢良，為平民知識分子開闢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學說，用以約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佔田，節制土地兼併；�

（5）以儒家經典統一政治思想，建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

董仲舒上述對策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是建議進行意識形態改革，確立以儒家的政治和歷史思想作為漢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二是建立一套考試選賢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

對董仲舒的對策劉徹極為重視，親自批覽，召見面談。他懂得，一個國家要走向強盛，首要之舉是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會組織。而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工具。為了保持社會安定內部團結，必須抑制豪強兼併，也必須構建一套傳承有序的政治意識形態。歷來論者多將董仲舒看作“地主階級思想家”。而我則以為未必然。董仲舒反對豪民兼併土地的思想，代表了當時社會中依附於國家土地的自耕小農的利益。　《漢書·食貨志》記董仲舒上武帝書雲：“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罪徒）充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他的建議是，必須抑制豪強與豪商兼併田地。　“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佔田也。若賈人更佔田，則沒其田業僮僕，皆入之於官”。“以塞兼併之路”。�

我認為，董仲舒是漢代庶民知識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漢武帝出於加強王權鞏固國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從庶民中出身的一個“士”階層，以他們作為一種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貶抑和削弱橫行不法的諸侯貴族、大地主（豪強）和大商人。其政策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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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關係的核心是天人感應理論。董仲舒的這一理論過去一直被指責為“神學目的論”。其實，天人感應論是一套約束皇帝的理論，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民權理論。概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