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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

所謂“歷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於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後，在士人中逐漸流行。“寒食散之方雖起於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導也。”書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薦，服後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服藥後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匈奴對漢朝的生物戰爭及其歷史後果��（4）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關於寒石散祛治傷寒的藥效，史料中有所記載：“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揮衫，體更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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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係，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面板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後，因面板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乾淨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雲：‘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遊，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石林詩話》說：�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酒，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雲：‘劉伶善閉關，懷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漁隱叢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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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遊，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於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於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放達的存在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