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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並不僅是戰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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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烈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兩種與齧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熱。筆者竊以為當時東北中國流行的主要是後者，但此病基本未過長江。蓋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症，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齧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齧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透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洩或分泌物（即“詛”、“蠱”）後，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洩物又透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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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於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佈“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於戰國末已傳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或始於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遠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獲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認為是金佛象。帶到長安後，武帝詔於甘泉宮中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繪畫）。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已流行崇信佛教。當時人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於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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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割據時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死於壯年（四十歲左右）。善養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餘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人多數死於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書》中曾悲嘆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匈奴對漢朝的生物戰爭及其歷史後果��（3）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