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第3/4 頁)

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繼承製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設計制訂了目光遠大的外交戰略，並透過文治武功使漢帝國成為當時亞洲大陸的政治和經濟軸心。�

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從16歲即位之初，就已經超越了長城屏障以內漢帝國的有限區域，而投向了廣闊的南海與西域。�

古今之論漢武帝者，惟清人吳裕垂特具卓識。其論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捨我其誰之想。於是承累朝之培養，既庶且富，相時而動，戰以為守，攻以為御，匈奴遠遁，日以削弱。至於宣、元、成、哀，單于稱臣，稽玄而朝，兩漢之生靈，並受其福，廟號‘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雖不無過舉，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學以收士心，繼尚武功以開邊城，而猶以為未足牢籠一世。於是用雞卜于越祠，收金人於休屠，得神馬於渥窪，取天馬於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設教也。�

至於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與焉。蓋舢艫千里，往來海島，樓船戈船，教習水戰，揚帆而北，懾屐朝鮮，一也。揚帆而南，威振閩越，二也。朝鮮降，則匈奴之左臂自斷，三也。閩越平，則南越之東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國，北報烏孫，擴地數千裡，而東則限於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萊，將焉取之遼東使方士求仙，一猶西使博望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東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領如博望，故屢事尊寵，而不授以將相之權，又屢假不驗以誅之。人謂武帝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為武帝所欺也！”�

論漢武帝��（2）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漢武帝是一個變法改制並且取得了偉大成功的帝王，是一個雄才大略規模宏遠的君主。他是一個宏揚學術崇尚知識的賢君，也是一個知過能改，虛懷納諫，任人以賢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詔書說：�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元朔六年詔書又說：�

“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

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變。他始終認為，只要情況變了，政策也要變，“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　�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論三篇，史稱“天人三策”。武帝親自召問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共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則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豐登……德澤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據何在？天地之間的災異為什麼而發生？人壽的長短、人性的善惡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穀豐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樂幸福？］�

他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一些具有本體性戰略性的大問題，充分表明其視野之廣闊。他要求作為哲學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論事地回答，而要講出“大道之要、至論之廣。”這說明他對如何治理國家考慮得很遠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時應變之權宜，而是系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他晚年曾對衛青說：�

“漢家諸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事。”�

他認為他所從事的“內興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於創立制度、為後世留下樣板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考慮。他承認自己的政策會擾民（“勞民”）；他並不希望他的後代效法他的擾民政治，他告誠後代必須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轍。�

翦伯贊描述漢武帝雲：�”

“說到漢武帝，會令人想到他是生長得怎樣一副嚴肅的面孔？實際上，漢武帝是一位較活潑、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歡窮兵黜武以外，還喜歡遊歷，喜歡音樂，喜歡文學，喜歡神仙。�

漢武帝，是軍隊最英明的統帥，又是海上最經常的遊客，皇家樂隊最初的創立人，文學家最親切的朋友，方士們最忠實的信使，特別是他的李夫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