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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紙的情形和中國陝北一樣，他們說話的尾音也與陝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一首詩中曾經這樣寫道：我們那遙遠的祖先，你們是怎麼從亞洲走過漫長的道路，來到多瑙河邊建立起國家的？很多匈牙利學者都認為這個國家與匈奴後裔有著密切的關係。”�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報》李勇、馮國雷文）

論漢武帝��（1）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中國歷史上有兩位開天闢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漢武帝。秦始皇結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但是這個帝國缺乏統治經驗。雖然秦始皇是一位縱橫捭闔、叱吒風雲的人物，開創了中華第一帝國。但這個帝國的壽命卻過於短暫，只存在了15年就滅亡了。�

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中的第二帝國。這個帝國創生於農民起義。其創業君主劉邦是一個出

身草莽行跡近乎無賴與遊俠（黑社會領袖）之間的邊緣人物。由於一種政治和階級的包容性，他的集團具有較為寬泛的社會基礎，乘動亂紛爭之際，終於取得全國政權。�

但這個新皇朝幾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識形態的任何正統性。因此這個帝國在開創之初就陷入了極端不穩定之中。自高帝、呂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間，內部變亂不斷。外部則匈奴交侵，社會深隱危機之中。直到漢武帝登基，這位班固稱之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為這個皇朝開闢了嶄新的局面。�

漢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規劃制度，招攬人才，改革內政，建立幣制與財政，決戰匈奴，拓展外交，不僅重新奠定了漢帝國的制度基礎，而且其宏謀遠慮為此後直到清皇朝兩千年間的中國君主立憲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當穩定而成熟的模型和正規化。�

然而漢武帝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人物。敘述評價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馬遷的《史記》成書於武帝太初年間，由於個人的不幸遭際和政治異見，他對武帝這個時代的評述摻入了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和主觀偏見。�

班固的《漢書·武帝紀贊》試圖糾《史記》之弊，其論漢武曰：�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對漢武帝的雄材偉略基本給以肯定。但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則指出其仍有偏頗：“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論漢武帝，則純從理學道德史觀的角度出發，謂：�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賞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清吳裕垂《歷朝史案》，則指出：�

“宋人竭中國之財力，納幣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腦塗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議和誤國。則武帝所為，又豈宋人所能議乎？”�

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從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間，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對中原的入侵，中華民族獲得了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廣闊生存空間。�

二是變古創制，包括收相權、行察舉、削王國、改兵制、設刺史、統一貨幣、專管鹽鐵、立平準均輸等重大改革與創制，建立了一套系統完整而且體現著法家之“以法治國，不避親貴”的政治制度。這種法制傳統，成為此後二千年間中華帝國制度的基本正規化。�

三是將儒學提升為國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國家為本位、適應政治統治的意識形態，從而掌控了主流輿論，並且為精英階層（士大夫）和社會樹立了人文理想以及價值標準。�

四是徹底廢除了西周宗法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