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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中國在清代已經超出基本食用品生產的階段，而跨入更高的階梯，這就是全面發展經濟，並亟需從工業的發展中去謀求出路，這樣一種新的階段。中國的“工業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後才從國外輸入，而是立足於自身發展基礎之上的，至遲到十八世紀即已出現。

清代初年，政府對礦業採取嚴格的封禁政策，“懲前代礦稅之害與礦徒之擾，每內外臣工奏請開採，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葉，定開採銅鉛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許雲南開礦；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經開採、貧民借為衣食之計者，允許開採；雍正年間礦政趨嚴（主要是針對廣東），同時，實際開採數量卻有很大增長。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時，也對礦政進行了幾次重要的討論，並對它作出了較大的改變。如乾隆二至三年，允兩江總督慶復、兩廣總督鄂彌達之請，準廣東開礦；五年，經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趙國麟請及各督撫詳議具奏，開放煤禁；八年，經大學士等九卿廷議，決定“凡各省有可開採之山場”，除金銀外，“其餘俱聽百姓於地方官給照開採”。其後雖續有爭論，但礦禁基本開放的政策已經確立；乾隆十五年以後，主禁的言論也很少見了。＇7＇儘管礦業仍處於政府的嚴密監控和管制之下，若僅瀏覽《清史稿》或《石渠餘紀》一類官書的有關紀載，人們甚至看不出礦政發生了什麼變化。

政府開放礦禁的原因，一是因為銅斤短缺。清代貨幣制度為銀銅“複本位”制。其特點是白銀的供給全視對外貿易的餘缺，而非由政府決定，政府只控制銅錢的鑄造及其數量（它也受到私鑄的影響）。一方面國外白銀大量進口，一方面銅錢緊缺，銀錢比例往往發生不平衡。＇8＇因為屢患銅荒、錢貴，“禁囤積，嚴銷燬，立官局，議改鑄”成為一個大問題，為此，開發國內礦藏自然成為一條重要出路。＇9＇其結果，銅的供應在乾隆朝開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決。而其他礦產的開發，也可有益於國計民生。如鐵之用於生產工具，錫之用於日用器皿，煤則可用於解決“民間既艱於食，又艱於灶”的困境。同時，也有益於農村勞力的轉移，能為解決民間生計開闢新的途徑。這一點，在當時的討論中曾佔有重要的地位。＇10＇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地出現了不少“閒民”和眾多改業的現象。＇11＇與清初以墾荒為主的移民頗有不同，投入的生產也從一般農業轉入經濟作物或工礦業。清人朱澤澐說：

古之閒民十之一，今之閒民十之六，……三代聖王，位閒民有地，教閒民有法，……（今州縣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業，教之以浚畎澮，教之以遠服賈，……＇12＇

這些表明，工礦業的興起是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之後的一個自然發展趨勢。特別是南方一些省份，本來“生業甚少”，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餘，只能向工礦業去謀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說：“總之天地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13＇乾隆三年上諭：“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樂業為安靖，豈可圖便偷安，置朝廷重務於膜外，而謂之安靖耶”？＇14＇已把礦政與前述農政、糧政諸方面的努力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當時“養民”的一個重大措施。

不過，有關經濟政策的這些情況，在當時的外國觀察者，——無論是朝鮮李朝，還是西洋傳教士，——那裡似乎都沒有什麼反應。這是為什麼？它們難道並不重要，在三百年後，卻一一顯現出了特有的價值？＇15＇也許，是因為那些外國人有他們自己的觀察重點，或是我們見識不及吧。

如根據早一時期的傳教士報告（集中體現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裡），法國重農派學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結論：康熙和他的繼承者雍正皇帝，制訂了一些很有利的規章以激發農耕者的競爭。極為罕見的，魁奈還為中國的人口眾多辯護：財富成倍地增長，自然導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寫下了這句格言：“但願人們重視人口的增長，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還注意到，在中國，所有權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僱工與佃農，都受到法律的保護。正是這些，保證了它的持續性。＇16＇

而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來，中國雖然存在著人口問題，但“我認為中國提供了足夠其所有居民們生活的糧食”。這是因為，雖然中國絕對沒有如同歐洲那樣的戰爭，也沒有瘟疫，更沒有流行病，但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