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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甲寅，《高宗實錄》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實錄》卷213。

＇6＇　目前對清代的“多種經營”情況尚缺乏完整的數字說明，美國學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國年間中國農產品中，糧食作物產值約佔75％，其他則佔居25％，如果計入蔬菜、水果、山林、水產、家禽，以及鄉村工業的部分，後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參見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頁168。

＇8＇　張曉棠：《乾隆年間清政府平衡財政之研究》，第37～40頁；據說，鄰國，特別是越南的統治者，為清朝非農業稅收的擴張規模感到驚訝，亞歷山大·伍德賽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國模式》（馬薩諸塞，劍橋，1971年），第33頁。

7。提倡工業生產

在傳統經濟時代，農業並不是國民經濟的全部，同時存在的還有工業部門。每當提起工業，人們往往把它與近代機器工業聯絡起來。其實，在工業生產中使用某種機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規模的生產組織，在歷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現象，並非近代才有。因此，它們應被統稱之為“工業”。其中尤以加工、紡織、製造、營建、礦冶等等，構成傳統工業的主要內容，而與農業經營判然有別。＇1＇

乾隆七年提出“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從《周禮》原意而論，即已超出了一般農業的範圍。古代所謂“四職”，原本只有“三農”一項為農業，其他三者都是農業以外的經營。＇2＇這與秦漢以後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但不管怎樣，數職“兼修”就必然會擴充套件到農業以外。清代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它背後是幾億人口的龐大需求和積極努力），自然引導它從農業的低層次走向高層次，從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產，復從農業種植業走向工業，……一步步邁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說，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定的“梯次”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稱為“發展梯次的逐級攀升”。於是，在前述農業經營的範圍之外，不但紡織等手工業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礦業政策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所有這些，也無例外地發生在乾隆初年，並和當時的總體設想有著緊密關聯。

雍正皇帝曾於《聖諭廣訓》中說：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願吾民盡力農桑。

亦非老生常談，而具有時代意義。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員在各地積極推行，如巡撫尹會一疏陳豫省宜行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戶連村，無不各勤紡織。巡撫陳宏謀在陝西諮詢地方利弊，必問：“栽種棉花否，能織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資楚布，歲千億萬匹；兵民窮困，職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紡織”。九年，甘肅以“種棉紡織，概置不講”，令製造紡車，請女師教織。十年，奉天以“種棉者雖多，而不知紡織之利”，擬議推廣。其後總督開泰請令僱募江浙工匠到湖廣，設立機局，教以染造紡織。總督方觀承推行於直隸，更有助於使之成為一個棉業優勢產區（這一點特別可貴，因為經濟發展與賑濟不同，它更需要“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這些都是乾隆時期推行女工、紡織較為著名的例子。

儘管清代沒有實現“現代化”，沒能把經濟引入“機器工業”的發展階段，但中國仍有廣泛而分散的工業生產，其產值約佔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並且已產生一個相對集中的“（傳統）工業區”。儘管西方存在一個“早期工業化階段”，它卻並不因外國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國沒有而非。＇3＇它是中國經濟自身發展的一個產物，並不是“沒有發展的增長”。

清代十八世紀，在長江三角洲上千萬農民的生產經營中，傳統工業的地位已遠遠超出了其農業部分；在這一地區，農村工業已不是什麼副業，而是主業和正業；這樣的農民，亦工亦農，與其稱之為農民，還不如稱之為兼營農業的工人更為切近。正是因為這樣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稱為“工業區”，而不再簡單地把它與其他農作地區等同看待。＇4＇其中，僅棉布產量，估計每年大約就不會下於一萬萬匹“小土布”之譜，＇5＇總收入將達到白銀二千萬兩。它是清代經濟的一大成就，也每每為其他地區勸農時視為榜樣（如在蘇北、河南、陝西、四川等地）。

也許還可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