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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事務處”名義。

十月，以西北大軍已撤，裁撤“辦理軍機處”，大小事件俱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辦理。其成員為：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協辦總理事務平郡王福彭、大學士徐本、朱軾（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訥親，尚書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喪二十七月釋服之後，莊親王允祿等奏辭總理事務。宣佈撤銷“總理事務處”，恢復“辦理軍機處”建置。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訥親、尚書海望、侍郎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辦理軍機大臣。與雍正時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許親王宗室進入軍機處。同時，規定軍機大臣必須以滿人為首席，所用要員也多為滿人。

尋以體恤老臣為由，改由訥親獨自承旨。面奉諭旨後，再口授另一軍機大臣（汪由敦）撰擬。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恆出任軍機大臣領班後，才改為軍機大臣共同進見。＇1＇

軍機處發出皇帝諭旨，分“明發”、“廷寄”兩種。明發諭旨，先送內閣，依次到部院，各司，層層下發。廷寄則直達受旨人之手，凡屬重要機密事件皆用廷寄。內閣所掌票擬（草擬諭旨）範圍只剩下尋常例行公事，議政王大臣會議也由於無事可辦，成了一個擺設。

軍機處制度雖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辦理軍務，直到乾隆年間，“有事無不綜匯”，它才完備起來，成為一個全權的機構。西方學者將軍機處描述為一種私人會議，它縮小了皇帝例行決定大事的範圍，與現代華盛頓“總統辦公廳”的功能相似。＇2＇從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時兼任宰相，這種體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才達到了一個頂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復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開始批閱奏摺，每一份都要“詳細覽閱，不遺一字，遇有差訛，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屬機密，留中不發之件，他往往親自緘封，有的索性默記於心，將原件當場焚燬。不論平時還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從不委人代辦。走到哪裡，奏摺就送到哪裡。奏摺為他開啟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門窗，批閱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時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權力。

乾隆十三年以後，隨著奏本文書的廢止，奏摺的作用更為突出。遇有機密政務，官員往往先以奏摺形式報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後，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關部門具奏，以完成一個最後的手續。傳統政治，本來就是要一人負責（無論皇帝或宰相，實際上是一樣的），至此終於實現了“一元化”的領導。大致說來，皇帝已不再受制於任何個人或其它煩瑣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裡，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權力，儘管它是在不斷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輔政”也只是曇花一現。先是，曾為四輔政大臣之一的莊親王允祿與果親王允禮，本已辭去輔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總理事務處後（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軍機處任職（允禮於數月後去世；平郡王福彭從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風雲突變，皇上“終於”向莊親王允祿與理親王弘皙等“大動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允祿與弘皙等結黨營私。上諭，莊親王允祿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無知之輩群相趨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勢。允祿從寬免革親王，其親王雙俸、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俱著革退。

弘皙則與允祿不同，“自以為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著革去親王，令拿交內務府總管，在景山東果園永遠圈禁（“亦與身死無異”），其子孫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孫之例，革去宗室，給與紅帶子。＇4＇弘升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弘晈從寬仍留王號，終身停俸。

乾隆七年，復禁止擔任御前侍衛之宗室與大臣等來往。乾隆十八年，嚴厲禁止宗室諸王與臣下往來。限制越來越嚴厲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個可能的最大威脅就是所謂“朋黨”。而“彼時事之大者，莫過於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5＇

據說，乾隆初，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有所過失，張必以微語譏諷，使鄂無以自容。＇8＇

在苗疆事務上，二人發生了首次衝突。因為戰事不利，皇上撤回了辦事乖謬的撫定苗疆大臣張照（張黨），改任了張廣泗（鄂黨），卻按下了兩派之爭的擴大。多年後他於《懷舊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