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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檉喜歡吏才卻也與他出身‘草根’有關；他雖然重視文化人；但當時身邊卻無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讀書未必多；但辦事卻很jīng幹；也沒有什麼儒家教化的束縛。用這樣的人；先是覺得心應手；事情交辦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們一般不會糾纏儒家所謂‘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實用主義態度；以君王之是非為是非；不會在其耳邊聒躁言不及義的高調。

另一個原因便是趙檉對宋代這種科舉制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記得自己剛剛會記事就開始飽受‘學習’之苦；可這一切就是為了應付現代的科舉制度‘高考’；而誰都知道大學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窩蜂的考公務員去當官；可這些讀了十多年書人學的那些東西與社會嚴重脫節；好在他們並不是考上了就去當官；還要慢慢熬資歷。

但是宋代童年時基本相似；學者葉適曾言‘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xìng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經文掛在嘴上；便可能有個好前程；廉恥、義命不大顧得上了。’可不同的是這些書呆子們一旦登上黃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這婿門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麥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會是神馬結果？在這種風習之下；士人的氣質品格漸漸退化；心術rì壞。欺世盜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飾塗抹之術越來越jīng；而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正所謂‘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慼慼喳喳；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

為了解決這個“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的問題；也有許多政治家對考科都有相當深刻的見解；但很難統一起來。考試體制一直變換不定；可這種想求實而又難規範的考試搞得君臣都很傷腦筋。

宋前期；承唐舊制；設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學究等科目；通稱諸科。宰相范仲淹諸人不滿意；提意見。仁宗皇帝覺得說的不錯；認為‘拘泥於聲律詞意；豪雋奇偉之士難以發揮；說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才是博啊並於嘉祐二年增設明經科；到了神宗時；王安石認為少年閉門學作詩；等到他當官的時候還不通世事；這是摧殘人才；所以提議改考經義、論、策。蘇軾反對說；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由正人君子審好惡；才能選有德之士。如設個名目來取；是教天下人作偽。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於文章諸事；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用；就政事來說；則均無用；後來徽宗時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寧興學”；且一度取消科舉考試而從學校取士授官。如此辦法雖然發展了教育；但從選人量才的角度看；卻更加一律化；士子zì　yóu發揮的餘地更加狹窄了。

由於考試官學sè彩逐漸增加；又限制了創造xìng；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釋放zì　yóu意志；這與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為了駕馭選拔上來的人才；對這些飽學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貶他的官員；既用他們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們的權。這一套章法執行起來有時皇帝也很不耐煩；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這也許說明趙檉有當皇帝的潛質吧

其實到了楊時等人的地位；以及他們的見識和經歷誰都知道科舉就是權宜之計；實際上就是統治階級統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階上；使他們少起異心；然後再將他們鎖在一張牽制的網上；趙檉看得明白；可他們這些進士出身的人即使看明白了；又怎麼敢承認呢？如果認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臉嗎。

第四十章　能力

人為無定xìng之zì　yóu體，且不論以所謂定xìng的才來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這個“才”的指標也不一而足。以宋代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開的特奏名、奏蔭的缺口，其以虛假的考核、虛擬的名位所網羅的各類人，考試種類的增多，取士數量的增加，入仕的zì　yóu選擇xìng大了，但考試科目的官君王選的是“才”，而非“人”。

中國之科舉至宋代臻於完備，可宋代的科舉也真是個怪胎，同樣也涉及到了這個根本xìng難題。一方面選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同時也造就了積弱政治與軍事，且科舉考試的擴大，再加上“恩蔭”和憑年資敘遷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隊伍急劇膨脹，以致宰相宋癢哀嘆：“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