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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家屬接來讓他們團聚。他將探親的家屬安排在太原城中的老營中住下，派專人照顧，讓襄邑籍的老兵們輪流進城與親人團聚，自己也抽時間親自探望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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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各衙門封印放假，但忠勇軍正是訓練關鍵的時候，趙檉只准了七天，他回到了城中的經略司衙門還有一件大事與何去非等人商議。隨著襄邑軍在戰場上的勝利和他靈活的處事手段，經過這一年基本已經在河東路站穩了腳跟，但是他也感到了危機，就是自己的班底武重文輕。

從長遠來說，自己的治世理念難以推行，還要依靠舊官僚隊伍維持統治，即使自己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也只是老瓶裝新酒，穿新鞋走老路，結果就是一切結束後，自己成為一個閒散王爺，甚至提前上演‘風波亭’；從眼前看，地方上自己雖然站穩了腳跟，上上下下儼然以他為首，但是這些人中很多都是投機分子，對自己陰奉陽違，在背後扇陰風，點鬼火。

一個王朝的長治久安，不在於它是否消除外部的不安定因素，而在於它的自身機制與統治策略，否則即使是販夫走卒也一樣能夠崛起於阡陌之中，一呼百應地斬木為兵揭竿而起。自己所在的晉陽城的毀滅，就是一出令人難以釋懷的歷史悲劇，沒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治世人才，即使攻城掠地，打下大片的土地早晚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自己白忙一場，依然改變不了亡國的結局。

作為後來者，趙檉知道宋朝弱而不弱，苦苦掙扎了三百年是因為這個朝代曾在危難之間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有真才識學的學者型官員，他們亦官亦文，雖然政見不一，但文化人格上能互相尊重，甚至還彼此呼應。

當然文人作官有弊端，比如說過於理想化，感性，意氣用事，過於耿直，不善變通，但文人作官最能保持其獨特的文化人格，能很好的引導社會之學風，淨化社會之風氣，這是純粹官僚所不具備的。文人學者在為官的同時，他們還受著書香的薰陶，維護著良知的善惡，受傳統仁義禮智信教化的影響，不但要做官，還要盡心去做好官、清官，為人民謀福祉。

純粹的官僚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作官，做大官，為此可以不擇手段，顛倒黑白，排斥異己，結黨營私，好壞對於他們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宋朝當下官場便是這樣，浮躁，虛誇，**成風，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已經成為了背影，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比比皆是，受苦的都是百姓。

再看看現在的官員，個個象大爺，不管職位多高，外出鳴鑼開道，前呼後湧，摟錢享樂，杯觥交錯中忘記了自己是誰，試想還能有多少時間能靜下心學習深造，深入基層，瞭解民情，反思施政呢？像蔡攸、梁師成之流都是不學無術，如果誰能在公眾場合引用個一兩句詩句，就顯得很稀奇，便被眾人冠以儒雅的美譽，這真不知道是悲哀還是諷刺，是社會的悲哀，還是政治的悲哀！

而作為培養知識分子的州府學堂，甚至太學，一些人也不是安心育人做學問，那裡也成了另一個名利場，就如同現在的一些‘叫獸’，靠造假、抄襲起家，名片之上側重的卻是處級、廳級、部級之頭銜，等級之森嚴，往往少了高校的純淨，書生的影像，學問成了政治資本，成了政治花環。即使那些進士出身的官員多少有些浮誇、做作之嫌，他們也不過想為自己博得一個儒雅親民的頭銜，好為以後的政治生涯渲染一個良好的環境，一旦原形畢露，卻發現原來一切都是虛假。

宋朝選拔官員主要的途徑是科舉，但是隨著社會的演變，已經出現了許多弊端，喪失了公平性，一些落第者不免心生怨念，導致落第者既不能加入宋朝政權以致“富貴”，就免不了背叛宋廷，以其他方式“自致富貴”了。

落第者背叛宋朝，在宋代是很嚴重的社會現象，《水滸傳》中的王倫說的最明白：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來這裡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這種事件分為兩類，一類是謀逆，即自建遊民武裝，試圖與宋廷爭奪政權。區希範、孔直溫、劉邕、劉沔、胡信、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即使震動朝野的儂智高反宋，其中也有黃師密、黃瑋等落第者參與。背叛宋廷的另一個表現，則是叛國，即加入到與宋朝敵對的政權中雲，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景佑年間落第者張元、吳昊叛往西夏，加劇宋朝西北邊境之患。

面對落第者不能加入宋廷“致富貴”而背叛的局面，宋廷只好擴大“共保富貴”的範圍，想方設法將具有政治威脅的落第者納入到政權中來。正是根據這樣的邏輯，宋代出現“仕途捷徑無過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