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頁)

上世紀30年代初，張恨水在關門“暴寫”了一年小說之後，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訪時任陝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熱情，聽說張要去蘭州，就安排他搭乘西蘭公路劉工程師的公務車。張一路閱盡西北的荒涼，感到這裡的一個縣尚不如江南的一個村鎮。劉工程師告訴他：“你還沒到縣裡頭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體，十幾歲的閨女往往只以沙草圍著身子過冬，沒有褲子穿，許多縣都是如此。”

方丈是廟裡的權貴階層，衣食住行都遠高於一般僧眾。當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綾羅綢緞，單夾棉紗無所不備，時更日換，越穿越多。

湯恩伯不修邊幅。身上穿的軍服，灰的黃的連同軍帽和皮帶的顏色，能湊成幾截。他夏天坐在汽車裡，總是一隻褲腳包著鞋跟，另一隻褲腳捲到膝蓋以上。除了接待外賓，很少能看見他穿戴整潔的時候。

宋美齡選購衣料，總是跑好幾家店鋪，問明價格，揀合意的地方買。

天津買辦馮庸仙每天早、中、晚換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樣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與時辰相應，依含苞、初放、盛開三式定織。如此則他本來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兩倍。還有成堆的人為他設計、購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東北首屈一指的資本家，身家不下千萬，過日子卻像個窮人。他平時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縫的，鞋也是老伴做的，從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開玩笑說：“老東家，你穿什麼樣鞋沒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說：“省一個是一個。”某日，他去哈爾濱馬迭爾飯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針腳的棉袍，戴個氈帽，顯得不成體統。陪他去的跟班說：“總經理，你穿我這件水獺領大衣，水獺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說：“不用！是請人吃飯，也不是請衣服吃飯，還管穿什麼嗎？走！”結果馬迭爾的門房放跟班進去，把邵當成伙伕攔住了，跟班怎麼解釋也不管用，邵一氣之下，在門廳大喊：“誰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張伯駒輾轉來到大後方貴陽，往訪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他戰前見到的吳鼎昌，都是長袍馬褂，腳登雙梁鞋，此次見吳身著筆挺的上將軍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劉延陵與朱自清、俞平伯、葉聖陶等同為文學研究會早期的八個詩人之一。劉是蘇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鄭振鐸去看劉，劉正在被窩裡鼓搗，鄭振鐸不明就裡，問他在幹什麼。劉答：“換褲子。”因是蘇北腔，聽起來有點像“紅褲子”，這就有點類於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許傑早年在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教書時，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裝，包括上衣、褲子和坎肩。他還給西裝配了襯衫、硬領、領釦、袖口和領帶等。這是許傑的第一身西裝，在寧波就沒怎麼穿過。後來到了上海，他費了老大勁才打上領帶、把西裝穿好，出門後仍不知所措。看見有人穿的西裝上衣沒扣扣子，他便把釦子解開，袒胸走路；一會兒又見有人西裝上衣的扣子扣著，忙把解開的扣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來，竟然無所適從，渾身不自在。

和許傑有些類似的是周有光。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學畢業後，準備報考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有同學提醒他，報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裝照。周有光自己沒有西裝，也沒穿過西裝，只好借用照相館的西裝道具。但照相館的攝影師也不懂打領帶的規矩，把領帶和領結一齊招呼上，給周有光拍了一張別出心裁的標準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學手中，當了一陣笑料後，隨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學的指導下，重拍一張了事。

帝宮檔案顯示，1934年，婉容共製作各種旗袍27件，平均每月兩件還多，這說明她那時還知道裝扮自己。後婉容被打入冷宮，靠大煙度日，已是另一個樣子了。1942年入宮的李玉琴，是在戰後隨溥儀逃難的路上才第一次見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李玉琴後來回憶：“她目光呆滯，臉色清白，二寸來長的頭髮豎立著。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髒又皺的舊睡衣，由於長時間不洗，也看不出什麼顏色了。真有點像瘋子。我趕忙走過去向她請了個安，說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衝我笑笑，露出抽大煙燻黃了的牙齒，憨聲憨氣地說：‘挺好，挺好！’”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唐瑛是上海灘有名的交際花，與陸小曼並稱為“南唐北陸”。一說她有十個描金箱子，裡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掛了滿滿一整面牆。她家僱有裁縫，專門給她一個人做衣服。她逛街從不買衣服，而是將新款服裝的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