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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針對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處的問題，眾說紛紜，各執一詞，使尋找“北京人”之風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熱……

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線索，瞭解外國科學家及學者們對尋找“北京人”的態度和看法，同時對一些相關的問題作深入的探討，我們利用會議的間歇，對幾位重要的外國科學家及學者進行了採訪：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晚，我們與中田先生相約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廳會面。中田先生向我們詳細地介紹了他發現“北京人”線索的具體過程，並對我們的疑問一一作了解釋。隨後，他說，如果我的記憶準確，最終尋找的結果不管是“北京人”還是“扎賚諾爾人”，都算是我為中國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設作了點貢獻。據我到中國來的瞭解，中國方面非常關心“北京人”失蹤的每一個線索。既然中國能夠實現四個現代化那麼偉大的發展目標，為什麼就不能實現找回“北京人”這一願望呢？中日兩國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是有差異的，但在共同尋找“北京人”這件事情上，應儘量統一，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夠找到的，至少我對此滿懷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國政府透過外交途徑和日本政府談判，進行一次尋找“北京人”的大行動。上次我回到日本後，把在中國的活動情況又和眾議院議員平沼糾夫先生作了彙報，他仍認為中國政府透過外交途徑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國方面有什麼要求，儘量提出來，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願而言，是希望中日組成一個尋找“北京人”的聯合調查組，在日本展開工作。如果認為我的推測還有合理性，就儘量促成對遠滕兒子墓穴的發掘，以搞個水落石出。如果中國方面願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協助發邀請函，並作經濟擔保和提供相應資金。我期待中方儘快行動，將“北京人”這一人類至寶重新找回。我回去後也還要努力，決不輕易放棄。

當然，對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線索一事，日本國內本身也有不同意見。前來參加這次會議的日本橫濱大學人類學教授長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長谷川善和先生當年在東京大學讀書時，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說，就我的分析推斷，“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隊或學者不會馬上就到協和醫學院去搶“北京人”化石。從中國官方公開的材料看，當日本人到協和醫學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時，已經沒有了。

再從日本的國民性來看，它的特點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其餘則放在後頭，對古代的人類化石並不感興趣，即使拿走了，也會還回去，這一點跟西歐一些國家不同。西歐國家佔領別的國家後，喜歡把搶奪而來的東西作為藝術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還補充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有許多“北京人”頭蓋骨模型流傳於世界各地，遠騰手中那件東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為一個模型去掘開遠騰兒子的墓穴，是沒有多大價值和意義的。當然，“北京人”如果真的還存在的話，應該努力去找。因為古人類化石畢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國人對此又有什麼看法呢？美國自然博物館古人類學部主任伊安先生接受採訪時說：“十幾年前我曾與原美國海軍陸戰隊軍醫弗利就‘北京人’失蹤之事專門作過交談。弗利很肯定地對我說，‘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國轉運的過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負責的，後來那裝載化石的箱子轉移到了天津。至於後來是不是被日軍查獲，再轉移到了長春的偽滿自然博物館遠騰手中，我認為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同為美國人的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夏皮羅的學生維思教授則顯得熱情而又溫和。他對我們說：“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獲的可能性沒有證據。我的老師夏皮羅先生直到１９８９年去世時還堅持認為‘北京人’化石在中國，特別是在天津。不過，我認為‘北京人’肯定是在戰爭中被摧毀了，早已從這個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長春看到的只是一個‘北京人’的模型。但模型畢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別，為了一個模型而去發掘遠騰教授兒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而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約賽夫則是一位性格開朗、為人真誠的女士。１９９７年夏天，她曾率領美國六所大學的十幾名人類學系的應屆畢業生來到周口店，專門進行實地考察，她對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興趣，似乎大大超過了許多中國人。我們在周口店與她相會的那個夜晚，正趕上週口店停電，古人類研究中心負責人徐欽琦教授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