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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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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會典事例》所提供的證據表明，從道臺到知縣的所有職位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是可以經由巡撫的推薦而得到任命的。①除了形成派系和朋黨的危險外，弘曆還必須不斷地同督撫們沽名釣譽的傾向做鬥爭，因為這使得他們難以公正地從事人事考評。當高晉在安徽巡撫任內為一個被撤職後正面臨重新任命的屬下作出難以置信的評價時，弘所斥責道：“……而已離☆★☆★☆★☆★①乾隆期的《大清會典》沒有按照任命的方式來對職位分類，但是接下來的嘉慶朝版本是這樣做的。《大清會典》中有一類將某些督撫職權範圍內的職位和範圍外的職位混在一起，我沒有將這一類計入這百分之三十內。

在乾隆早年，弘曆不得不釋出特別禁令來反對基於同鄉和同年關係的各省人事關係網，這是一個傳統的問題，但顯然發自內心：“朝廷官職豈能專為自己保留？”王先謙《東華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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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人，不妨周旋以邀屬員稱譽，此向來督撫中沽名習氣，殊屬不合。”當然，在弘曆看來，當這樣的寬大來自於制度的頂端、即出自於他本人時，那就是完全恰當的了。確實，在官僚的實踐中這或許可視為一條規律，即每一個官員都試圖給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寬厚品格的名聲，而要求他的屬下嚴格遵守制度。

一個巡撫一旦為某官員舉薦了一個職位，要他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就會很尷尬。因此，舉薦就傾向於一以貫之：沒有一個巡撫願意輕易改變對所舉薦的屬下的意見，除非該屬下的表現好得或壞得出格以致使他別無選擇。弘曆抱怨說，如果一個庸碌之才獲薦得到一個輕鬆的職位，他的上司很少會說他曾有超群的成就；而如果一個前程看好的官員被推薦到一個繁劇的職位，那麼他的上司也很少會報告他的缺點。

揣摩上司的意田

另一個窒息人事考評的制度性問題是所謂的“迎合”，即透過修飾自己的評語來迎合揣摩到的上司意圖並討好上司。結果，這使得官員們根據皇帝的喜好對自己的考評標準加以修飾，從而對日常的考評制度造成了可笑的扭曲。這個問題在京城和各省的最高官僚群中都普遍存在。弘曆因而指出：“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表面上看來，這好像是“風過草偃”，即對君主權威的一種必需的敬畏。但事實上，弘曆警告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於自私自利之念。”他們不識大體，妄為揣度，不顧是非對錯，這難道是升官進爵的正當途徑嗎？京城部院衙門若有過錯，自當“面加指示，令其更改”。但各省督撫系“專任封疆”之人，“若務為迎合，毫無定見，為屬吏者又群然迎合，以取悅上官，則公事之顛倒舛錯，非淺鮮矣”。

彈劾的障礙

與任何責任制度一樣，人事考評過程中有一個自我否定機制，卻沒有人懂得如何運用它。對考評官來說，報告屬下的錯誤是一種危險，不報告同樣也是一種危險。行政法規包括一系列對“失察”的處罰——對屬下失職的失察會使自己受到行政處分。但是如果上司官員真的舉報了失職的屬下，則可能會引出一系列醜聞（包括牽扯到他對同僚的不實之詞，即他也對他們負有“失察”的責任），從而導致更為不利的後果。弘曆知道，對失察的處罰使他無法得到地方上的資訊。例如，奏報邪教可能會禍及一個官員的仕途。因為事件在該官員的轄區內發生，因而會對他是否稱職發生影響，他就可能會隱匿不報。

下面是《吏部則例》行政法規中對官員“失察”的處罰條例：其因事受財劣跡未著，同城之知府失於查察，降一級留任，司道罰俸一年。①其不同城在百里以內之知府罰俸一年，司道罰俸九個月。遇有失差題參，該督撫即於疏內將裡數宣告，以憑察核，倘有裡數宣告失實：將轉詳各官各降二級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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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個官員的名義俸祿只佔其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養廉。養廉與名義俸祿的比例在道臺一級根據其轄區的大小可以高於四十比一。參見《中國紳士的收入》張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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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感的案子中，故意包庇屬下會帶來嚴重的災難而非象徵性的處分。1766年，當弘曆發現他所信任的一個行省長官莊友恭在一個彈劾案中隱瞞資訊時，便抱怨說自己被出賣了：“莊友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為此，巧於市恩之術。是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