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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離開紐約前臨時預約了一次門診，帶走了一張處方。

“你總是一次開給他兩週的藥量嗎？”檢察官問。

“不是，”醫生回答，“一般總是七天的量，但他說要出差兩週，在那之前他已經連續服藥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藥可能會有些不良反應。”

“什麼樣的不良反應？”

“夢境怪異、幻覺、嗜睡、情緒低落等等，”醫生說道，“當然，跟服藥過量的副反應根本不能相比。”

檢察官緊接著呈上了上西城一間藥房的銷售記錄。記錄顯示，8月20日當天，Han曾用那張處方購買了兩盒共兩千一百毫克的文法拉辛緩釋膠囊。

隨後出庭的是為本案出具驗屍報告的犯罪鑑識專家，他應檢察官的要求陳述了屍檢結果，說Eli　York的死因正是過量服用含有中樞神經興奮成分的文法拉辛，估計劑量在兩千毫克左右。按其死亡時間時間推斷，服藥的時間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點至兩點之間。

檢察官適時地重提了一下監控錄影裡Han離開銀廈的時間，一點三十五分，剛好落在這個區段裡。

Ward並未對此提出異議，只是提出兩個假設，以及隨之產生的兩個問題：

假設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狀態下喝下混入文法拉辛的酒。但留在現場的兩隻酒杯屬於威士忌純飲杯，容量是三盎司，兩千毫克的藥物能否在短時間內不留痕跡的混入？

假設二。死者被迫服下藥物。死者和被告均為成年男性，身高均為六英尺上下，體重也相當，為什麼屍檢時並未在死者身上發現明顯傷痕？

接下去的一個證人便是Lance　Osler，按檢察官的要求重複了一遍他的證詞：去年8月30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裡看到Han打了Eli　York，並威脅要殺了他。

Ward站起來做交叉詢問，裝作很隨便的問：“Osler先生，請問你在市立芭蕾舞團的職銜是？”

“首席演員（Principal　Dancer）。”Osler回答。

“據我所知案發時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員，而你還只是獨舞演員（Soloist　Dancer），你是什麼時候晉升到現在這個職銜的？”

“去年十一月。”

“也就是本案被告被拘捕之後不久……”Ward話音未落，檢察官又一次叫了“反對”。

Ward轉向法官，解釋說只是想闡明證人與被告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卻沒能得到法官的支援。Lance　Osler回答問題的態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坦率，沒有猶豫，也毫無愧色。

Ward只得丟擲了那個問題：“Osler先生，你和被告的妻子是什麼關係？”

“反對”聲又從檢方座席上響起來，但這一次法官示意Ward繼續。

“對不起，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證人席上的Lance　Osler沉默了一下，沒有正面回答那個問題，反而看著坐在旁聽席裡的Esther問，“Esther，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們算是什麼關係？”

這句話讓旁聽席上一片譁然，檢察官在證據開示的過程中已經看到過相關的物證，所以也不意外，但肯定在那裡後悔，太倚重Osler一個人的證詞，沒有準備的再充分一些。

Ward走回辯方座席，拿出那幾張酒店賬單，一個日期一個日期的問下來：當時在哪兒？和誰在一起？做了什麼？

Lance　Osler一一回答，始終看著旁聽席裡的Esther。李孜沒辦法很清楚地看到Han和Esther臉上的表情，她聽著那些咄咄逼人的問題，禁不住自問，那些原本隱沒在歲月和瑣事裡的秘密一旦被這樣清晰明白的說出來，當事人到底是怎麼樣的心境。

法官敲擊法槌，叫了聲“安靜”，問檢方還有沒有其他要向法庭出示的證據，然後便宣佈休庭，把Ward和那個檢察官都叫進了辦公室。法庭上旁聽的人陸續散了，Han也被法警帶走，李孜便也跟著進了候審室。

一看到李孜進去，Han就問：“她怎麼樣？”

“誰？”

“Esther。”

李孜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能把之前Esther說的那些話告訴他：“她覺得是她讓G離開了你，又隱瞞了那麼許多事，還有Lance　Osler，把所有事情搞得無可救藥，你不可能原諒她了。”

“我才是無可救藥的那一個，”他搖搖頭，輕笑